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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好一条河流可以激活一个地区，治好一条河流可以开启一个时代。对于陕西人民来说，渭河亦如此……
“八百里秦川”，指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又称关中平原），南倚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公里，约占陕西全省总面积的19%。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基础。杨文丽／摄影
渭河不仅孕育了中华文明的远古传说，传承了周秦汉唐的历史辉煌，演绎了秦人治水的经典故事……直到今天，渭河依然是关中平原的“生命线”，陕西人民的“母亲河”。可以说，渭河流域的兴盛与衰落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决定着陕西富民强省的目标能否实现。随着国家加快推进“关天经济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渭河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讲，渭河不仅是陕西的，更是中国的。
“三源孕鸟鼠，一水兴八朝”
相传是大禹用一把锨凿出了一泓泉水形成了渭河的源头，故沿河的人民又亲切地称渭河为“禹河”。
渭河发源后，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一路纳川容溪，浩浩荡荡东向潼关注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818公里的长度，13.48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2000多万的居住人口，使渭河不仅成为黄河第一大支流，更成为了陕西人民的“母亲河”。
“三源孕鸟鼠，一水兴八朝。”渭河源远流长，横贯秦陇，以宽广而博大的胸怀，滋养了勤劳纯朴的渭河儿女。同时，渭河又像一条灿烂的文化丝带，穿越时空，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渭河文化。
然而，渭河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文化的演绎，更重要的，是一条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文明之河、生命之河。渭河的开发和利用，直接决定了王朝的兴衰与社会的进步。在数千年历史长河里，人们认识渭河，利用渭河，治理渭河，保护渭河，给一条普通的河流赋予了沉甸甸的文化内涵、政治因素和经济意义。
早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后稷的后代公刘在豳（今彬县、旬邑一代）就进行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古公亶父率领周人从豳地南迁渭水之滨的周原（今岐山县一带），继续进行勘察水源、引泉灌溉、发展农桑活动。这在《诗经·大雅·皇矣》中就有记述。
《诗经·小雅·白华》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记载，据考证，当时修建用于灌溉稻田的滮池就在今长安区西北滮水上游。周文王时在镐京修建灵沼（小型水库）用于养鱼和京城供水，《诗经·大雅·灵台》有“王在灵沼，於牣鱼跃”的记录，是我国最早人工养鱼的记载。
战国时期，占据渭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秦国开始在渭河及其支流上修建水利工程。著名的有秦昭襄王时期秦大将白起在凤翔县修建的白起渠和秦王政元年（前246年）修建的郑国渠。
著名的郑国渠本是一个“间谍工程”，时韩国用“疲秦”之计派水工郑国劝说秦王修建灌溉工程，秦王接受建议，“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历时10余年，“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作为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郑国渠，渠水已经汩汩流淌了整整2260年。在泾河边近10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里，依然保留着40多处渠口遗址，主要有汉代白公渠、唐代三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通济渠、清代龙洞渠。直到民国年间，水利大师李仪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成了泾惠渠，形成了今天现代化灌区的雏形。
这些沿着泾河依次排列的引水工程遗址，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引水、蓄水灌溉工程技术的演变，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成年代序列水利工程遗址，也是我国十分重要的一座天然水利博物馆，对研究我国水利、经济、政治、军事等历史意义重大。因此，有专家说一部郑国渠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农业灌溉史，更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滥觞。
汉城湖在汉代，是长安城的漕运河道，负责当时京城的货物运输。如今，经过整治后的汉城湖成为了国家水利风景区。杨玉田／摄影
渭河的治理开发成就深远
西汉是渭河开发利用的一个高潮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外开疆拓土，对内扶植农桑，在渭河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了一批水利工程。这主要包括成国渠、漕渠、灵轵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昆明池等。其中，成国渠从今眉县引渭河水东北向，灌溉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龙首渠在今大荔县东南开渠引洛水灌溉重泉县（今蒲城县东南）以东万余顷盐碱地，因“穿渠得龙骨，故名龙首渠”。六辅渠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郑国渠上游高地兴建6条小渠，以灌溉郑国渠旁高仰之田，相当于郑国渠灌区的补充水源。白渠为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由赵中大夫白公提请朝廷修建的一条引泾河水的灌溉渠道，灌溉今泾阳、三原、高陵、临潼一带，“溉田四千五百余顷”。
汉武帝依托渭河修建的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水利工程就是漕渠。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征发数万人，历时3年建成了这条人工运河。漕渠西自长安，东至潼关黄河，全长300余里，使沿黄河而上的漕船直接走漕渠进入都城长安，漕运能力由汉初的数十万石提高到了600万石，同时灌溉沿线万亩。隋唐两代不断整修漕渠，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曰富民渠”，工程规模十分可观。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陕郡太守韦坚在长安城东凿潭作为漕运码头以聚漕舟，唐玄宗赐名为广运潭，为当时世界著名的水上物资交流中心。借助大运河，漕渠连接黄河、长江，使江南物资源源不断输送京师，可谓经济大动脉。“安史之乱”后，漕渠逐渐湮废，长安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隋代宇文恺利用八水绕长安的水源优势，按照高低地势采取长藤结瓜、池湖蓄水调节的办法解决长安城供水和排水问题，直接奠定了长安作为当时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奠定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
西汉时期修建的另外一项著名水利工程就是昆明池。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部洼地“穿昆明池”，昆明池水面332顷，蓄水量5000万立方米左右，“周以金堤，树以柳杞”，不仅风光秀美，而且成为了朝廷操练水军的地方。
西汉以后的东汉、三国、东晋、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期间，由于战乱不断，渭河流域水利设施破坏严重，但也在渭河支流上修筑了樊惠渠、沅澄渠、富平渠等，同时对成国渠、郑白渠和龙首渠进行了整修。
唐朝以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对渭河的开发利用基本停留在原有水利工程的恢复整修层面，比如元朝的王御史渠和明朝的广惠渠、通济渠，都是采取在泾河原郑国渠灌溉系统基础上上移取水口，恢复失灌面积的整修措施，其工程规模、工程效益与秦汉时期的郑国渠相去甚远。
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眉县县令梅遇率领民众在渭河支流石头河峪口凿渠引水，灌溉农田千余顷，被称为“梅公渠”，工程规模不大，可谓民间工程。清乾隆二年（1737年），由于引泾水灌溉淤积严重，地方政府弃用泾河水，在原渠首沿线引用泉水灌溉礼泉、泾阳、三原、高陵农田7.4万亩，取名“龙洞渠”，史称“拒泾引泉”。此渠在1917年被大水冲毁。
在近代史上，1928—1930年陕西遭遇了惨绝人寰、举世震惊的旱灾，被列为20世纪世界十大灾害之一。对这场灾害，《陕西干旱志》记载：“三年不雨，六料未收，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陕西全省灾民多达600万人，饿死250万人，出逃40万人。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当时主持陕政的杨虎城将军邀请李仪祉回陕主持陕西水利大计。李仪祉先生于1930年12月先从郑国渠遗址上修建泾惠渠做起，于1932年完成一期工程，共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礼泉等五县农田4万公顷。在此之后，李仪祉改任省水利局局长，专门修建水利工程。于1934年开始兴建洛惠渠，1935年开始兴建渭惠渠，在渭河以南各支流相继建成梅惠渠、黑惠渠、涝惠渠、沣惠渠和泔惠渠，与前三渠合称“关中八惠”。
这些水利工程都建在渭河干流或支流上，在当时的中国是具有开创性的，尤其是泾惠渠，是中国第一座应用现代水利工程技术建成的灌溉工程，也是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灌溉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艰苦卓绝的努力，陕西省先后在渭河流域修建了石头河、冯家山、羊毛湾、交口、宝鸡峡、泾惠渠、石堡川等一大批灌溉工程，使渭河流域农业灌溉面积达到了2000多万亩，成为了陕西最大的粮仓，支撑了八百里秦川的繁荣富强。其中于1971年建成通水的宝鸡峡灌区，引水大坝就坐落于渭河干流之上，灌溉面积达296.5万亩，为全国十大灌区之一。加上1937年建成的渭惠渠，两渠首累计引水超过420亿立方米，灌地接近4.5亿亩次，粮食亩产量由开灌前的157公斤增加到目前的700公斤左右，灌区以占全省1/18的耕地面积，生产了占全省总产量1/7的粮食和1/4的商品粮，被誉为“三秦第一大粮仓”，对陕西省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谓渭河对陕西粮食安全巨大贡献的典范。
偎依渭河这条文明之河、生命之河，古人在灌溉、水运、城市供水等方面创造鸿篇力作，先民在利用渭河、治理渭河、延续文明方面做法撼天动地，显示出他们在开发利用河流方面高超的智慧和创新精神，造就了八百里秦川的繁荣富裕，造就了周秦汉唐的泱泱雄风，更造就了今日关中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渭河流域工业集中，农业发达，旅游资源丰富，科技教育力量雄厚，集中了陕西省61%的人口、56%的耕地、75%的灌溉面积、68%的粮食产量和82%的工业总产值，是陕西省乃至西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今，渭河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沿着渭河由西向东的轴线，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西安将建设成为千万人的国际化大都市，渭河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
宝鸡峡引渭灌区位于关中八百里秦川西部，由近代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1937年主持建成的渭惠渠灌区、1958年建成的渭高抽灌区和1971年建成的宝鸡峡引渭灌区合并而成，灌溉着宝鸡、杨凌、咸阳、西安4市（区）的14个县（市、区）97个乡镇的近300万亩农田，是陕西省目前最大的灌区，也是全国十大灌区之一，被誉为“三秦第一大粮仓”。图为宝鸡峡渠首枢纽。杨玉田／摄影
开发利用让渭河遭受极大伤害
渭河一直是一条水量丰沛、冲淤平衡、水环境良好的“生态型”河流，曾向世人展现着“一泓清波、鸟欢鱼跃、百舸争流”的优美景象。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自唐以后大规模的毁林开荒也开始了。《新唐书》记载，“岁获大木以万计”。白居易著名的《卖炭翁》虽然讲的是一个卖炭老人的悲惨故事，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砍伐秦岭山林的情况。《资治通鉴》记载，宋代从岐陇以西的渭河上游采伐和贩运的木材，经常连成木筏，浮渭而下，竟使开封市场的木材堆积如山。乾隆、嘉庆年间，涌入秦地的外来客民“以数百万计”，由于毁林开荒，昔日“南山老林弥望，乾、嘉以还，深山穷谷，开凿靡遗，每逢暑雨，水挟泥沙而下，漂没人畜田庐，平地俨成泽国”。这说明渭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已日趋恶化。加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关中的地位逐渐衰落，关中的水利也日益凋敝，并一直沉寂了一千多年。
流域气候变化、降雨稀少、干旱频繁、生态环境恶化、人类活动增加等原因，导致近年来渭河径流大量减少，断流现象时有发生，昔日的泱泱大水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了涓涓细流，曾经舟楫密布的河道已经见不到一艘小船。
据渭河进入陕西的第一个水文站宝鸡拓石站的水文记载，20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来水量是32.5亿立方米，到了90年代平均只有15亿立方米，其中1995年到2000年连续6年每年不足10亿立方米，最低的1997年只有4亿立方米。由于地表水供水严重不足，许多地方依赖开发利用地下水，造成地下水超采，产生地面沉降和地裂缝。
渭河接纳了陕西全省78%的工业废水和86%的生活污水。渭河干流宝鸡到潼关段388公里的河段，多数河段均属Ⅳ类、Ⅴ类水质，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历史上“一泓清波，鸟欢鱼跃，百舸争流”的怡人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世代栖息渭河两岸的老百姓这样总结了渭河水质的变迁：60年代淘米洗菜，70年代洗衣灌溉，80年代鱼虾不在。而最严峻的问题还是防汛问题。渭河流域生态变化，渭河水害问题日渐突出。在有历史记载的1400年里，渭河就发生较大洪灾256次，基本上5年就发生一次洪涝灾害。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三门峡水库建成以后，多年高水位蓄水运行，造成库区泥沙严重淤积，渭河下游河床抬高，临背差加大，主槽断面萎缩，过洪能力锐减，防汛形势严峻。加之流域水土流失严重，渭河多年平均含沙量比黄河还要高一半，使渭河下游泥沙淤积严重，下泄不畅，悬河态势加剧。三门峡库区的防汛问题已经成为了陕西省的心腹之患，渭河下游几乎年年小水大灾。2003年8—10月，渭河干流6次洪峰首尾相连，南山支流8处决口，二华夹槽一片汪洋，56万人受灾，29万群众被迫转移。
针对渭河洪灾，早在唐代已经开始在干支流上筑堤防洪。据《重修咸阳县志·古迹》载，唐朝在咸阳筑堤防渭水溃决，植柳逾万，故名柳堤。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八月，渭河下游河水暴涨，危及田舍，华州牧席绍葆劝民于低洼处筑堤抗洪成功，之后在下游赤水以东、方山以西修筑渭河堤防50余里，“民乐安堵，齐颂席功”。民国年间，国民政府先后在宝鸡县等地修建了数座用于控制河势的坝垛工程。但这些渭河治理工程都是小范围的简单治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渭河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渭河治理步入了科学化、系统化治理轨道。1954年渭河特大洪水以后，陕西省开始对渭河进行全面规划治理，采取同一目标、分段设防、县市包干、逐步实施、集中会战与经常维修相结合等办法进行持续治理，基本建成了渭河堤防体系，包括下游南山支流堤防工程，在防洪保安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渭河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群众用“水少”“水多”“水脏”来形容渭河之“病”。“水少”就是上游来水逐年锐减，河道断流时有发生；“水多”就是指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导致泥沙不断淤积，河水倒灌，地上悬河态势渐增，每遇暴雨洪水，堤下百姓胆战心惊；“水脏”就是水质污染日趋严重，许多河段河水已经失去了使用功能，被群众称为“关中下水道”。尤其是原有堤防建设严重滞后，规划布设不全，支离破碎，堤身单薄，实际防御洪水能力大多不达标，尤其南山支流堤防千疮百孔，不堪一击，遇洪即溃，小水大灾。
治理渭河，我们都要努力
2001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对渭河流域进行了全面考察，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渭河流域综合治理问题的调研报告》。之后，陕西省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渭河健康生命问题，专题调研渭河与关中经济区的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渭河水资源、水污染和防汛问题，提出了渭河综合整治的总体思路。水利部及时部署开展了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工作。通过黄委会和流域内三省区的共同努力，经过上下多次讨论、研究、咨询、审查，反复修改，《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历时3年完成，并在2005年12月通过了水利部和国务院审查。
在《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的基础上，陕西省委、省政府在2010年全面规划“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时，做出了在“十二五”期间下决心在陕西段全线整治渭河的重大部署，通过加宽堤防、疏浚河道、整治河滩、水量调度、绿化治污、开发利用，实现渭河“洪畅、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把渭河打造成关中防洪安澜的坚实屏障、堤路结合的滨河大道、清水悠悠的黄金水道、绿色环保的景观长廊和区域经济的产业集群，重现渭河新的历史辉煌。
规划总投资607亿元，其中渭河整治工程投资248亿元，包括防洪工程、滩区清障整理和治污工程。另外投资358亿元建设河道水面景观、滩区生态公园、健身运动场所及经济产业等。这一决策出台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许，认为这次大规模史无前例的治理，是关乎陕西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2011年2月17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在西安灞河口举行了渭河综合整治开工动员大会，发出了全线综合整治渭河的动员令，如火如荼的渭河综合整治工程随即全面铺开。
实施渭河陕西段综合整治，是陕西省委省政府统筹三大区域、立足关中永续发展、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工程开工以来，沿渭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全力以赴推进建设进度，连续实现重大突破进展，提前半年完成了原定5年的治理任务，截至2015年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210亿元。从宝鸡市到潼关入黄口630公里堤防主体全部建成，实现了渭河堤防在关中平原的环状贯通，其中580公里堤顶道路进行了硬化和绿化。
经过大规模治理，目前渭河已显现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渭河全线防洪能力大幅度提升，城防段达到百年一遇以上防洪标准，农防段达到30～50年一遇防洪标准。它在抗御近年洪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经受住了30年来最大洪水的考验，历次洪峰安然过境，确保了沿渭城镇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渭河下游南山支流103公里堤防全部进行加固，同时建成了5条支流蓄滞洪区和3条支流防倒灌工程，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防洪工程体系，防洪标准提升到现在的20年一遇。
同时，按照建设人水和谐新渭河的治理理念，实施堤顶硬化、滩区绿化、水面景观和生态公园建设，建成的亲水景观达15万亩。西安草滩段渭河生态景观区、西安湖3000亩亲水景观工程、咸阳兴平十里荷香景观长廊、杨凌湖水面工程、秦汉新城段景观带、宝鸡市70公里滩区生态亲水景观、眉县马家镇堤河公园、眉县灞渭生态湿地公园、岐山蔡家坡滩区景观工程、渭南城北区河滩景观长廊，主题突出，亲近自然，开放后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了渭河整治带来的新变化，受到沿渭群众的广泛赞誉。
通过对渭河入河排污口的全面排查，加强水质监测，优化汛期和非汛期水量调度，有针对性地启动建设了浐灞生态区、宝鸡岐山蔡家坡段生活污水排污口、皂河入渭口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对进入渭河的水体进行生物净化，取得了良好的治污效果。当然，渭河治理也带动了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一批高效农业、低碳环保产业、傍河小城镇、工业园区生态经济区等开始沿河布局。西咸新区依托渭河综合整治，成为西北首个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然而，渭河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维护河流健康生命，实现人水和谐，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必须有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措施推进。为此，陕西省着眼于渭河整治，正在实施一系列重大水资源开发、水生态保护工程。为了有效解决渭河下游洪水这一心腹之患，陕西省规划布局了泾河东庄水利枢纽。这一工程是在渭河第一大支流泾河上修建一座大型水库，设计库容30亿立方米，被称为陕西的三峡工程。该工程与改变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相结合，可以有效解决渭河防洪问题，确保渭河三门峡库区群众安居乐业，同时还可以利用拦沙库容发挥较大的蓄水功能，彻底改变渭北“旱腰带”长期缺水状况，实现灌溉、供水、发电等诸多效益。目前东庄水利枢纽项目建议书已经通过国家批复，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和前期工程建设。
解决关中、陕北缺水，陕西省实施的引汉济渭工程是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工程，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穿越秦岭屏障，分为调水、输配水两大部分。工程建成后，可满足西安、咸阳、渭南、杨凌4个重点城市及沿渭河两岸的11个县城和6个工业园区的生活及工业用水，将缓解农业用水紧张，改变关中超采地下水、挤占生态水的状况，增加渭河干流水量从而有效提高渭河纳污能力，实现人水和谐，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提供水源支撑。
治好一条河流可以激活一个地区，治好一条河流可以开启一个时代。昔日堤防不堪一击、垃圾污水遍布的河流，已经华丽转身为堤固洪畅之河、绿水碧波之河、亲水文化之河、人水和谐之河。随着引汉济渭、东庄水库的开工建设，关中供水网络的逐步实施，渭河将如凤凰涅槃，重新焕发青春，一条美丽、灵动、幸福的新渭河正在款款走来，一个水润三秦、水美三秦、水兴三秦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