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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割颈阿Sir一家的艰难与坚强

  新华社香港12月2日电 题:遭割颈阿Sir一家的艰难与坚强

  新华社记者郜婕 张雅诗

  “其实差一点点,我的两个孩子就没了爸爸。”

  警嫂阿梅(化名)说这话时,丈夫阿力(化名)遭暴徒割颈的事已过去一个半月,但她仍止不住后怕,强忍眼泪。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施袭暴徒)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一个人。我先生身为执法者,只是去做应该要做的工作。”

  10月13日,星期天,黑衣暴徒在香港多处肆意破坏。阿力与同事奉命到港铁观塘站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他们准备离开时,一群黑衣人尾随叫嚣。人群中突然伸出一只持刀的手,直刺阿力颈部。

  阿力回忆称,发觉右后方有人戳了一下他的颈部,回头看见一只拿着武器的手,于是上前制服那个人。那一刻,他没觉得痛,更不知道自己伤得严重。直到将袭击者制服,他才发现地上有很多血,他的上衣也被血浸湿。

  看到身边的同事表现紧张,阿力猜想自己伤势严重。到了医院,医生的诊断证实这一点:他的右颈被割开一道深5厘米的伤口,颈静脉和迷走神经切断。

  “差一点点就伤到大动脉”

  事发时,阿梅正在家准备晚餐,突然接到另一名警嫂来电,得知阿力所在冲锋队一名警长受伤。她立即给丈夫打电话,没人接听;发信息,没有回复。

  10分钟后,阿梅接到丈夫同事的电话,证实丈夫受伤,正送往医院,顿觉头脑“一片空白”。

  “我当天没有看新闻,不知道什么情况,只知道他颈部受伤。”她说,她请母亲帮忙照顾孩子,自己匆忙收拾丈夫可能需要的东西,慌乱中“不知道收拾什么好”。

  赶到医院,阿梅看到丈夫被多名医生围住,等待手术。“他望向我,想跟我说话,但是声音很小。”回想那一刻,阿梅声音颤抖。

  手术成功,静脉和神经线重新接上。此后几天,阿力待在重症监护室,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痛楚。

  他回忆:“我双手被绑住,因为医护人员担心我会抓到伤口。医生用吗啡帮我止痛。药效过后,那种痛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经历痛楚,阿力仍说自己“好彩”(意为“幸运”)。“医生说静脉、动脉和迷走神经是一组,庆幸的是我只是静脉和迷走神经断了。如果连动脉也断掉,伤势会更严重。”

  如果颈动脉割断,性命可能难保。这样的“如果”,阿梅不敢想。她说:“医生说过,差一点点就伤到大动脉……现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要确保队员齐齐整整离开”

  阿力从警20多年,不是没遇到过险情,但这次成为一名仇警中学生暴力袭击的目标,出乎他意料。

  他说:“我遇袭前,觉得香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警察就应该维持治安、执法,无关政治。对这次袭击,我感到无言。”

  对于袭击他的那名18岁男子,阿力说,他不觉得愤怒,只是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几个月,有些大学生、中学生用很暴力的手段袭击警察、市民,破坏商铺。我觉得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

  在他看来,很多污蔑警方的谣言犹如“天方夜谭”,而有些年轻人竟会相信。“一个接受了这么多教育的人,应该有独立分析能力。我不明白有人会相信这些。现在香港社会出现太多歪理,而且有传播力,这是不好的风气。”

  仇警歪理持续滋长数月,香港不时出现落单警察遭暴徒围攻的情况。作为冲锋队的一名警长,阿力每次带队出勤都担心有同事因掉队而遇袭,因此通常安排同事先行,自己殿后。

  “我要确保我的队员齐齐整整地离开,所以我要留守到最后。”他说,即使自己受到袭击,但如果让他重新选择,他仍会这样做。

  “相信很多人支持我们警察”

  出院后,阿力每两三个星期要去复诊,还需接受至少半年言语治疗。由于控制声带肌肉的迷走神经损伤,他的右侧声带可能再也无法如常振动。目前他只能依靠左侧声带说话,声音沙哑无力,不时咳嗽。

  “他现在不能大声或长时间说话,有时想大点声训孩子都会走音。”阿梅苦笑道,他很想跟孩子聊天,但声音太小,孩子经常听不清。

  说起孩子,阿力眼眶泛红。

  “我对家人有点内疚。”他说,这次受伤,不仅影响了他与家人的日常沟通,还让他陪伴孩子的时间减少。他习惯一有时间就接送孩子上学,但这次事件后,他担心被“起底”,不得不“低调”。

  修例风波发生后,警察成为暴徒攻击和网络暴力的主要目标。香港警方最新数据显示,6月至今,共有483名警务人员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数以千计警员及家属个人信息遭恶意泄露。

  “我害怕子女因我而受到欺凌。”阿力说,“但我不认为做警察,或者这次受伤,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阿力本是正面乐观的人。他说,这次受伤后,他得到警队很大支持,受到医护人员专业细致的照顾,更收到大量来自市民的慰问卡。“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我们警察维持治安和执法。”

  阿梅说,丈夫受伤之初,她觉得很彷徨,幸亏有亲友帮助,“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阿梅问过丈夫,康复后是否打算返回前线,得到肯定答复。她知道丈夫是一个“坐不定”的人,还想与前线同事一起工作,而她会尊重他的决定,支持他继续做喜欢的工作。

  现在丈夫每次复诊,阿梅都会尽量陪伴。“他说话吃力,我担心他跟医生讲不清楚,出门也不方便。我能做的,就帮他做。”她说,“夫妻本就应该互相鼓励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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