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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们留在纸片上的指纹和余温 l 张昌华

大师们留在纸片上的指纹和余温 l 张昌华  岁末的冬阳洒满三壶斋,室内温暖如春…

原标题:大师们留在纸片上的指纹和余温 l 张昌华

  岁末的冬阳洒满三壶斋,室内温暖如春。干点什么呢?白云苍狗又一年,盘点一下陈年旧物吧。我有收藏癖,对先贤师友赠物珍若拱璧,哪怕是寸楮片纸。是日,决定进行专项整治,集中捡拾先贤师友所赐的故纸碎片。碌碌三日,从两千通函札的活页中,从三架书橱里师友赠书的夹缝里,从历年日记本的旮旯间,觅得20余张故纸碎片。说其故,名正言顺,最早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晚的也是五年前;云其碎,那也是名副其实,大者如掌,小者二指宽。我把它们列在一起,类似大拼盘。这张记忆的版图,像一束束闪电穿越时空的隧道,把我带入那难忘的编辑岁月。那林林总总的纸片上有师友的指纹、手温,那三言两语的字里行间有师友的情感、友谊,还有那斧头也砍不去的时代印痕,都蕴藏着温馨的故事,逐叶把玩,如清风拂面……

  记忆中,最早的一张是1982年,那时我刚摸到文学的门槛,参加《广州文艺》笔会,采访羊城文学大佬陈残云。事毕,请他留言,他在我袖珍通讯录上写道:让我们沿着的文艺大道共同前进(大意)。题词的时代烙印鲜明,也见前贤对后生的鼓励。遗憾,三十多年了,记得换通讯录本子时,我将此页刻意撕下,不知夹在何书中,如泥牛入海,无从觅得了。两年后,我调到出版社当编辑,受《新民晚报》的委托,采访时寓金陵饭店的刘海粟、夏伊乔夫妇。他们赠我一帧双双签名的合影,我请夏女士留墨,她在一张拍纸簿的小纸片上写了真善美三个字。那年月,这三个字最时髦,流传极广,引用频率极高,大概几十年来国人吃足假丑恶的苦头吧。

  多张纸片有连环之趣。20世纪90年代初,为编双叶丛书我结识萧乾、文洁若伉俪。他们的合集《旅人的绿洲》出版后,我登门送样书。萧乾很高兴,十分客气地签了一本送我,昌华同志,谢谢你精心地编辑。当我他推荐这套丛书的海外夫妇人选时,他一口气把柏杨、林海音、叶明勋夫妇和陈小滢(陈源、凌叔华女儿)介绍给我,并逐一将我的情况介绍写在四张小条子上。四部书编成了三部,唯叶明勋那本,因某种原因,选题没通过,这张介绍信一直黏贴在我的日记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中央文史馆的小便条用夹子夹住,挂在写字台右下角钉子上,用时扯一张,像工作日历。那时他与夫人正在合作翻译《尤利西斯》,大概伏案太勤,写字太多,手指发炎,指关节上还粘着一圈白胶布。

  由萧乾的介绍我结识了陈小滢。1995年清明时节,陈小滢、秦乃瑞夫妇到无锡为父母扫墓,我应邀前往。小滢在南林饭店召宴,席间,我试问她是否有苏雪林的联络方式。小滢说有啊,我从英国来时刚收到苏先生的信。热情的小滢信手在餐桌上一张纸裁成小条,将苏雪林地址写给我。此后,我才有缘结识苏雪林,为她编辑了《苏雪林自传》,1998年她回省亲,始有面缘。苏先生作古后,我应苏、浙两家出版社之邀,从不同的视角为她编了两本散文选。苏雪林病危时,托成功大学唐亦男先生给我寄来她的十五卷日记(1948-1996),2017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请,选编了一部《苏雪林日记选(1948-1996)》,使苏的日记正式在中国出版,为读者全面认识苏雪林打开一个窗口。

  为凌叔华、陈西滢辑《双佳楼梦影》题签事,我问小滢,在你父母相识的人中,请谁题签较适宜。她说王世襄先生与她母亲是在英国就相识的老朋友,曾参加母亲的会,并献挽联。这样,我又结识了王先生。王世襄先生是一位亲切和蔼的,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题签之请。当我问他为凌叔华的挽联题的内容时,70多岁的王先生记忆极好,其时夫人袁荃猷正在编《音乐图典》,他信手从夫人身边的稿纸堆中抽出残破的半页稿纸,挥笔写道:叶落枫丹归故土,谷空兰谢有余馨。

  文洁若先生虽是大家出身,但毕生克勤克俭。类似这样的便条式书札,我收有多封。当年我们出版大楼里译林出版社和文艺出版社至少有五位与文先生有书信往返。她每寄书给一人,内夹若干本书或信,烦请转送楼上楼下,既方便又经济。俭以养德。必须说明的是,文先生历来自奉甚俭,然为公时出手大方令人惊叹。她与萧乾辛苦笔耕多年所得《尤利西斯》稿费4万元,全部捐给上海《世纪》了。盖《世纪》是中央文史馆主办,上海文史馆协办。萧乾先生时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世纪》每期酬谢他10本,文洁若分赠友人,我是受惠者之一。

  2005年我进京拜访文洁若,她示我一张照片,那是她和儿子萧桐与一位端庄老年女性合影。我问她是谁?文洁若说是邵洵公子邵绡红。我一听十分高兴,因我正想写邵洵美,很想得到家属的支持,遂请她将邵绡红介绍与我。2008年我进京拜访邵绡红,在茶叙时谈她的父亲。我问绡红,你存有令尊大人的手迹吗?她说仅存一张小纸片,是她上中学时父亲写给她,教育她好好读书的。我好奇地说我想拜观。后来绡红将这张小纸片复印寄我,上写蹉跎莫嫌春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那是传统读书人教子的秘诀。

  想想这几张故纸碎片的采集、收藏,之中有种连环之妙,类似滚雪球,我的作者队伍也是在诸多前辈的提携下发展、壮大的。我与(周)海婴认识较早,始于1995年出版鲁迅许广平合辑《爱的呐喊》,我还为其父鲁迅编过《鲁迅的艺术世界》,为其母编过三卷本《许广平文集》。我们的书札往返多,见面也多,聊的话题也广,因此互相说话也极随意。海婴是个幽默的人,我们通电话,他往往用南京话与我对白,还开玩笑说南京大萝卜我的乖乖隆的咚,韭菜炒大葱之类。为迎接新千年,我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批贺卡,用边角料又做了一小页面的贺卡,我把大的那张送师友,附上那张小型张,也请他们在小的那张写上一句话,退还我留作纪念。一大一小,我怕对方弄不明白,附几句说明在小纸条上,给他的那张小型张上的小字条大概胶水用多了,不易撕。海婴怕撕坏贺卡,写了这么几个字:这张撕不下,不敢下手。可谓有趣。记得他在那张回赠的小贺卡上没写字,别有情趣地贴了一张龙图案小贴花(2000,庚辰),签了名。

  唐瑜先生是位曾被历史遗忘的老人。他是鼎鼎有名的二流主。20世纪20年代参加,1930年由潘汉年推荐参加左联工作,坐过的牢。40年代他在重庆得其兄、富商唐大杏资助,自建一栋大房子名碧庐,让流寓重庆的夏衍、吴祖光、丁聪等一大批文化人居住,人称他是文坛孟尝君。郭沫若戏称碧庐为二流堂,唐瑜自是当然的堂主。我是缘自时在的郁风委托,代赠她的《陌上花》与唐瑜而有函札往返,直至2006年始得一见。因他说手边有部《另类二流堂》书稿想出版,时我已退休,便请广西师大出版社曹凌志同去看稿子。那时唐瑜已耳聋,我们对话用纸条,我们问(写),他写字已不便,高声答。这张纸条是我写的。他问我广州或其他地方有没有相关的博物馆,他手边有些关于的照片想捐。我问他你有什么照片?这时他的夫人李德秀插话,说:你哪有什么照片!当时这是个话题,被夫人这么一反问他不再言语了。两个小时,我们收获了一大堆纸条。他的那部另类在几家出版社做了一次巡回展,无果。大概仍在箱底冬眠。

  这堆故纸中,不能称碎片的是聂华苓这张,其字不多,用纸甚大。写在印有南京大学抬头的笺纸上。2002年,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百年华诞,邀请旅居在海外的学子回校温故,聂华苓应邀,住南大专家招待所。此前我曾组过聂华苓的文稿自传(《美丽的颜色》),见过面,又写过她,算是旧识。聂华苓时年已九十又三,2018年元旦还来函告诉我,她仍在为国际写作计划筹款和甄别参会者人选忙碌。她的人品是很值得人的,尤其是她的平实和低调。1952年胡适由美返台,她所供职的《中国》主编雷震委派她去接机并献花。一般人求之不得,而聂华苓不以为然,给上峰雷震留条,婉谢,显示她不趋媚俗的人格。在南京的那天,我在陪同她接受江苏采访后回到宾馆,我们聊起雷震和胡适,我请她把当年写给雷震的纸条上的话写给我作纪念。她笑了笑说,有必要吗。我说:我想要,留着玩。她就着手边的宾馆笺纸不假思索地写了:儆寰先生:您要我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一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一个热闹的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热闹,请您饶了我吧。聂华苓上。

  如果说聂华苓是位特立独行者,那么钱钟书就是别出心裁者。1988年我登钱府拜访,杨绛先生接待,钱先生退避三舍,自无面缘。可当我返宁后,发现办公桌上已躺着钱先生的未能迎迓表歉意的大函。旋,我与先生通话,云我喜藏签名本,我说下次进京将抱着他的论学文选请他题签。电话那头我听先生浅浅的笑声:把书搬来搬去,那多麻烦,我写张签条你往上一贴不就行了?于是,收到昌华 同志览存 钱钟书奉这叶签条。

  我把这十张大小不一、长短不齐,或叠痕累累,或泛黄发脆的故纸碎片平摊在桌面,拼成一幅参差不齐的妙图,再次拜观、把玩,油然想起《兰亭集序》里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急湍,映带左右,风景无限;而刻下这叠寸楮片纸中书者多半已驾鹤仙去,三位健在者已是九旬老人了。陡然想到,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那句话来,怎不令人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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