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薛仁明：在中国文化中安身立命

　　台北6月2日电（记者章利新 马玉洁）“谈中国文化，就是要找回中国人该有的安身立命。”出生在台湾南部的作家薛仁明喜欢自称“人”，喜欢谈孔子和司马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让这位“人”找到了自己的家园，也找到了事业天地。

　　在台北，记者几次见到薛仁明，他都是一身中式布衣、一个布包，随身带着行李，准备奔赴的讲堂。随着《天人之际》《孔子随喜》《随喜》等著作在两岸出版，薛仁明如今已经从一个“隐居”池上的“人”，变成了一位两岸知名的中国文化“行者”。

　　在台北书院，薛仁明开了门《论语》课，他喜欢把孔子的道理和当活琐事、时政热点相结合，擅长勾画孔门师徒的形象和性格，仿佛他们就是我们身边可以拍拍肩膀聊聊天的普通人。课堂上始终笑声不断，一派“喜气”。

　　有学生说，很少有学者讲国学像薛老师这样，笑眯眯地来，笑眯眯地讲，笑眯眯地走。薛仁明也笑称，自己沉浸国学经典多年，没学出一张严肃的“国学脸”，也算一种成就。

　　然而，薛仁明也有忧心之处：有台北书院的课堂上只有20多个听众，平均年龄近60岁；而在上课，听众不仅多，而且年轻，平均年龄30多岁。“常有人说‘中国文化在台湾’，不免流于片面的美化和想象。”薛仁明说，岛内长期操弄“去中国化”，在学校里中国文化骎骎然已是一种“不正确”，如今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失去了感觉和感情。

　　他坦承，如果今天他只能在台湾讲课，会陷入深深的无力和郁闷。幸好在，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兴起。他，对国学特别有情怀的台湾人，一定要多到去走走，既是一定程度的反哺文化母体，也是为了让自己找到共鸣，让自己更有能量。

　　“我在讲孔子，讲戏曲，哇，底下听课的人眼睛会放光，好像找回自己的身世一样。”薛仁明如今把90%的讲课时间放在的课堂上。

　　无论在上海、，还是广州，薛仁明的课堂上总有从各地呼朋引伴赶来的老面孔。有学生说，薛老师的课让身边的“”变少了，“如实”的人变多了，也就是了某些观念的偏执；也有人说，薛老师的课让人感到踏实，也就是少了内在的撕扯。

　　在他的课堂上，《论语》的字字句句都可以与当代人的生命相映相照。“孔子扎扎实实植根于生活，无浮辞，不空谈，因此健康……与孔子一块不忘其忧、不改其乐；再与孔子一走来，知晓那沿途有吟吟笑语，有景致依旧。一如《诗经》里的风日洒然，一如孔门师徒的风乎舞雩，一如台湾民间的深稳信实。这景致，正是我最大的想望。”他在《孔子随喜》中写道。

　　在《史记》中，他看到的则是“天人之际”的“汉”人气象。太史公笔下的这帮人，“最接近我们今天亟欲找回的中国人那该有的生命气象。”薛仁明说，不论是无赖如刘邦，抑或是刚正如周昌，他们都明亮爽快，也俱有风光。“两千多年后，我们与之觌面相逢，仍可顿觉‘心旷神怡’。”

　　薛仁明说，他上课不谈客观的知识，只谈和自己生命真切相关的东西。他希望能激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基因，恢复我们的生命、生活与历史、祖先、天地的传统联系，只有如此“心里才能踏实起来”，才能接近传统典籍中呈现的天人之际、喜气的中国人精气神。

　　无论在课堂上讲什么，薛仁明始终参照自己从困惑踏实的“履历”，这让他有能力回应听者的困惑，把中国文化讲到实处，讲到听者心里。

　　薛仁明1968年出生在台湾南部的渔乡茄萣，家境贫困，但从小喜欢读书，到高中时陷入巨大的困惑，以至于18岁时不得不休学。他回忆说：“那时我虽然18岁，状态却疲累不堪，每天大量时间在睡觉，喜欢抱小孩、种青菜，常常去海边散步两小时，是看夕阳的专业户。”

　　在台大读历史系时，他一心从经典中求解答案，服膺牟三先生的新思想。然而，毕业后的两年兵役，却让他发现这些思想仍无法让他，无法让他从容应对现实生活。他意识到，学院里谈中国文化，本质上是西体中用，用概念来谈中国学问。“它只是给你一个明晰的概念，并不能给你能量。”

　　之后，薛仁明选择到台东池上乡，成为一名乡村中学教师。远离台北文化圈，跳出流行的文化，他只想只安安分分当个“人”。在池上“隐居”的20多年里，他看山水，看云岚，看稻浪，也看京剧等传统戏曲；听虫鸣、听鸟叫，也听古琴等传统音乐。

　　“那时候，为了不再撕裂，我静静地读书，静静地补中国文化课。”薛仁明说，在池上的日子里，他慢慢地不再停留在大学里那种“致知”的层次，慢慢地回到“格物”那一层。

　　对他来说，在池上的最大收获，就是自己终于摆脱了从前西体中用的框架，开始如实地传统的东西，于是从《论语》《史记》中读到生机，从京剧和古琴中听到生机，犹如从池上的山水间感受到生机。

　　“慢慢地，我能把自己的全部个人生活经验联结起来，包括联结自己小时候在茄萣的生活经验，于是整个人觉得踏实下来。”薛仁明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段微观的文化重建史。他反复说，通过如实地回到中国文化中，他才真正越活越踏实。

　　“中国人可能会被一时，却没办法转基因。千年的文化命脉一直都在中国人身上还流淌着。如今谈中国文化，就是要找回中国人该有的安身立命。”薛仁明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

　　他说自己有两大幸运：一是小时候体会了保存在台湾民间的中国文化；二是如今赶上了文化复兴的好时代。

　　在渔乡茄萣，各类保存完好，每逢节庆祭典始终都清晰可闻南管之悠扬与北管之嘹亮。“茄萣骨子里有一种敦厚与平正，这既来自于自古以来民间的文化积淀，也来自于岁岁年年的礼乐熏陶。”薛仁明说，他小时候便受到家乡、祭祀与戏曲的熏陶，中国礼乐文明的基因就藏在自己身上。

　　在经历了成长的重重困惑和不安之后，薛仁明通过重新拥抱传统文化，最终找回自己的“初心”。而且，在他看来，一己的“修身”和一国乃至天下的“治平”相通。

　　薛仁明认为，如今正处在剧变之中，其中一大剧变就是恢复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根本而言，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后第一次开始摆脱的知识框架来重新审视自己、表达自己。这种文化自信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浮躁的个体能够安身立命。

　　“生命重新与文化基因紧紧结合，人才可以不再浮躁、不再，进而慢慢有种踏实，有种欢喜，连柴米油盐，连寻常家务，都可以有种庄严与喜乐。”薛仁明如是形容这种安定。

　　他庆幸自己赶上这个时代的因缘际会，可以为中国文化做一点点事情。他说，他着力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寻找其中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联结。他相信：“中国人只需回身一望，就能打通联结，就会有种说不清的舒坦与安然。”

　　“谈中国文化，不能只是在经典的字句里打转，一定要和我们的生命产生联系，才真正有根基。”薛仁明总结说，中国文化的优势正在于感通古今、人我、天人等界限，超越物质的、对立的思维去生活世界，让我们重新体会那种无处不在的生生不息与生机盎然。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自信也必须建立在这种真实的生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