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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石瑛: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第一”石瑛: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今年是被誉为第一的石瑛一百四十岁诞辰…

原标题:第一”石瑛: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今年是被誉为第一的石瑛一百四十岁诞辰。石瑛(1878-1943)是湖北阳新人,同盟会元老,早年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帝制、振兴中华的斗争,以清正廉洁著称,旧时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力主抗战

  今年是被誉为第一的石瑛一百四十岁诞辰。石瑛(1878-1943)是湖北阳新人,同盟会元老,早年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帝制、振兴中华的斗争,以清正廉洁著称,旧时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

  石瑛1903年中湖北乡试,后留学欧洲。是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先生私人机要秘书、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大学教授。南京国民成立后,历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等职。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不久,石瑛以其政绩显赫,为之而被国民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此时,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石瑛痛恨日军,力主抗战,常常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2年6月22日,南京召开“一二八”阵亡将士纪念会,会上,石瑛针对汪精卫之流“沪会僵局只能候国联公平置处”的论调,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与无异,我们不能同讲理。”

  1933年8月14日,在职员总理纪念会上,石瑛又针对汪精卫的“中日亲善”开疾呼:“日本图谋侵略我国领土及主权,乃是它一贯的传统。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被占领,就是其证”1933年间,日方要求在南庙、新街口、白下等闹市区租房、建房、名义上是开店,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实质上是以此作为情报点。但市有关部门又找不出的理由,石瑛知道后,便召集了房东、地主商定:以房地主的名义断然对方的要求,日方终未。

  1934年年初,一个新上任的日本驻华使节,按照惯例去拜会市长石瑛,但石瑛。几个月后,南京举行全市性的防空演习。这个日本官员正由国民外交次长唐有壬陪同驾车在上,他突然发现石瑛站在十字口指挥群众疏散,则忙请唐有壬帮忙引见。当唐有壬上前说明来意时,石瑛忿忿地对唐说:“我们防空演习,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他也参加,线日,院长加部长的汪精卫亲自电话通知石瑛,次日下午科长以上职员,全部到机场迎接日本《朝日新闻》访华代表团。石瑛一听,当即表示,接着便和汪精卫争执顶撞起来。最后他地说:“我的职员绝不迎接敌人!”说完后转身毅然向秘书宣布:“明日下午市全体职员放假半天。”

  石瑛一系列“过激”言行终于激怒了投降派,很快被汪精卫以“国策”为由,于1935年4月排挤出南京。

  石瑛离开南京之日,城内万人空巷,自巷(石瑛住宅)至下关火车站,一人山人海,许多市民焚香燃烛,挥舞小旗为他送行。一群人还高举“爱国”的匾额跪拜在市长车前石瑛默默地扶起跪拜的父老,然后慢慢地上了小汽车缓缓前行,沿途不时可见啜泣不止的老人、妇女、儿童。

  “一二八”事变后,沪宁沿线一些豪商富贾,买办洋行纷纷麋集南京,他们各持其背景专营。面对这一政局混乱、民生凋敝的烂摊子,石瑛在上任后的第三天,即宣布了市的准则:紧缩、廉洁、。这一下触动了达官富贾的根本利益、纷纷跳出来,8月间,大房主马锡侯、高本恭等司法、行政两院、请求强令南京市停止征收房捐,并函呈首都厅对抗税者不得,中央监察委员黄某也向南京查收税捐的决定。石瑛无畏无惧,以其理、其情、其法,包括孔祥熙、林森在内的巨富官商第一次依法缴了税。

  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一些大员们的子女上学、放学大都用汽车接送。石瑛对此极为厌恶,他派出专门各校门口送接学生的小汽车,使大员们的骄奢一时有所。他读大学的六弟、读中学的独生子和读小学的侄孙,都是每日步行上学、步行回家。在巷6号那座石宅大院里,人们常能看到包括市长在内的一家人翻地、种菜,打扫庭院。

  1934年,石瑛的家乡,他的胞弟、妻弟扶老携幼,千里迢迢赴京找“事”做,向做大官的他要饭吃,石瑛自掏腰包,在洲买了一块荒地,让他们垦荒种粮,自食其力。

  在治理财政方面,石瑛任南京市长后,冲破种种阻力,大力国民教育,将教育经费由原来的每年30万元提高到90万元;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严禁鸦片、娼淫、赌博,整顿社会风气。

  石瑛个性孤高,落落寡合,嫉恶如仇,曾在会上,因孔祥熙故意财款而当众将墨水盒砸在孔的法国进口西服上。石瑛还因打抱不平,向邵元冲摔过藤椅、打过戴季陶,以致丢掉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正值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时期,他谢绝了应享有的一切待遇,全家人就住在一栋由牛屋改建的平房里,并在牛房前后开荒种地,常年吃玉米糊。春节时,在咸丰车站当的乡邻石雍如给石拜年。顺便送来一块腊肉,结果被石瑛骂了一顿后退回。

  由于长期心力交瘁,石瑛病倒了,在1943年11月4日与世长辞。临终时,人们听到他最后的声音是“抗战、救国”并且发现他内外没有一衣一带不是土布制作的。

  中国人一直关切着这位为民族振兴求索一生的杰出知识。石瑛逝世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说:“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自守,和对奢浮的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的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新华日报》还写了挽联:“从政自守;处事刚正。”

  1943年12月27日,及湖北省、省参议会等500人,会集在重庆,为石瑛举行出葬仪式。董必武代表中央,也以个人身份来悼念这位昔日同窗契友、辛亥的老战友。他没有忘记,在1937年2月,在三中全会上,石瑛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位中委一起重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重建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提案;他没有忘记,石瑛积极参加由宋庆龄等人士、人筹备组织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他没有忘记,石瑛以湖北省建设厅厅长身份,积极支持董必武、陶铸等于创办的“湖北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建设厅承担了训练班全部经费发言时董必武的眼睛湿润了。

  石瑛清正廉洁、爱国的情操与品格也受到国际友人的赞颂。1948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只有三位中国人,石瑛即是其中之一。著名中国近代现代史学家湘所著的《百人传》中,就有“以来第一石瑛”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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