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作家崔民《药殇》出版直击医药销售内幕

记者：我倒觉得，要揭开一个行业的“潜规则”，本来就是有些野心的，而且还有不小的风险。

崔民：对，我想说，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去对抗一种体制，根本就是以卵击石。我觉得医药销售行业出现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医药层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崔民：也有，我觉得我还是有自己的，那时这个行业的收入非常高的，但最终我还是出来了。

她甚至反问记者的籍贯，当得知是安徽南方时，她说：难怪口音像，我爸爸以前就在南京当过兵，应该距离不远。她会为自己的判断力欣喜。

对于新疆的读者来说，崔民这个名字应该是比较陌生的。即使是记者本人，也只是在其出了新作《药殇》之后，才开始对她有所关注。仔细一打量，才发现，这个生于乌鲁木齐的70后女子，从2000年开始，近9年时间里，不声不响间竟陆续完成了7部长篇小说。除此之外，她还广泛涉猎于其他文体的创作，散文、纪录片撰稿……当然，她最认可的，还是自己的编剧身份——由她编剧的电影《雪歌》，去年年底荣获了第八届数字电影百合。

崔民：是的，聂远新这个人物，其实是我理想化虚构出来的，我不想让读者太。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时，都不抱太大希望，不过我还是希望有那一部分坚守的人。

崔民所谓的聊天不是正襟危坐，也不是只严肃地讨论作品，而是在谈论作品写作时还可以穿插絮叨一些生活的琐事与快乐。在轻松的聊天中，崔民就不“胆小”了。

记者：所以，你又写了《药殇》，算是回应？

记者：你的新书里，出现了“边城”、“梨城”、“油城”等，这些地名太有针对性了，所以有人说故事就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你觉得《药殇》出来之后，是否会引起读者的关注，或者说，读者能否明白你写作的良苦用心？

她的性格怎么样？跟她对话会不会很困难？基本上每个记者都会担心采访对象故意摆谱。

崔民：聂远新之所以走到绝，部分原因出在她自己的性格上，她太清高，严正刻薄，以致后面出现悲剧。所以我希望再有人坚守的时候，不要再以硬碰硬，不要用激烈的方法去对抗，用适度的柔软回避坚硬，自己。你想，如果连自己都赔进去，还拿什么来坚守理想？

分别时，崔民还留下了自己的QQ号码，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聊天工具，“因为方便，只要有时间都会挂在网上。”

记者：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

记者：在《药殇》中，聂远新是一个性格最鲜明的人物，起先是对都“不争”，只是潜心研究新药配方，但后来，毅然对抗整个医药行业所谓的潜规则。

记者：包括郑策和许言远走南方开了一家书店，王水选择了做营养师，这都是你想要表达的目的吗？

网上对于崔民的介绍少之又少，以致让人感觉有点讳莫如深，只有一位称她“民民”的网民悠游对她的评价是：“喜爱文字，喜爱在自己编织的故事中寻找快乐的女人。”

崔民

对话；“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有责任揭露内幕”

记者：《药殇》这部作品的第一稿成书于2004年3月，第五稿完成于2008年3月，从成稿到出版经历了四次改稿，我想知道第一稿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在哪些方面做了修改？

记者：虽然，借助的力量，聂远新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最终结局却最悲惨：自己住进了病医院。既然你说塑造聂远新这样一个人物，是想让读者不至于太失望，认为还是有一些人、有一类人在坚守理想，最后为什么还要让理想破灭？

印象崔民，不摆谱

有意思的是，崔民的小说创作，就目前已出版的作品来看，还没有能摆脱自身经验式的写作——与两年前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那本《烈药》一样，其新作《药殇》依然将眼光和笔触指向同一个领域：医药行业，甚至，连小说中的地名，“边城”、“油城”、“梨城”等，也被打上了新疆的印记。这大约得益于她曾经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过的经历。当然，我们也不敢排除，作者崔民是否早有心思，要对当前的一些行业潜规则作一番深刻披露，而医药行业，只是撞上枪头的那只鸟而已。前几日，记者得知崔民就在乌鲁木齐时，便邀其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还是新疆人的直爽性子，她欣然答应了。

她还会告诉你，她不喜欢被人称为“女性作家”或“作家”，认为这是对她写作的。“谁叫我作家，我问你骂谁呢！”

记者：在你看来，有没有一条合适的去解决医药销售行业的问题？

都说爱笑的人性格是胆大开朗，但崔民却说自己“不像新疆人，胆子特别小”，甚至主动“”：她害怕正式形式的采访，害怕出席作品发布会，手心里会冒汗，所以希望换成随意些的聊天。

崔民：最后的成稿，是把第一稿里太尖锐的东西抹去了，比如说有些过于真实的，能够对号入座的。但是，我还是想说，医药工作者的涉及的不是一个两个医生，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医生的是治药殇病救人，一个两个医生在原则，他们的事迹广为流传，本来平凡的事情变得突然伟大了，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化？当伟大的事情变得平凡了，说明社会在进步；当平凡的事情变得伟大了，说明社会退步。我们叫医生们白衣，把他们放在一个“神”的，我们就希望他们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如果最后是“钱”能摆平的事情，老百姓们情何以堪？

崔民：是，我曾经做过这个行业，就算现在，跟这个行当还有一些联系，但归根结底，我的父母和家人，是不是一样都是老百姓？更何况，这个行业，损害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利益，老百姓几乎全部都是被损害的一方。我觉得作为一名写作者，有责任将所知道的内幕揭露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记者：我一向不喜欢把写作者分出性别，所以对女性写作这样的词语比较反感，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崔民：根本出还是改变体制，只有体制改变，人才能在或坚守中得到支持或依托。聂远新的悲剧结局，就是想大众的，以群体的力量来改变这个体制。现在国家承认曾经的医疗是失败的，重新征求大众意见，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社会进步。《烈药》和《药殇》这两本书，《当代》的周昌义老师和洪清波主编全都认真地帮我修改过底稿，但最终还是决定不做了，因为医疗是一个的、轻易谁都不愿去触碰的话题，而《当代》又是比较重量级的、偏文艺性的刊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担当。

尽管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她有点“瞧不起”地认为面对她的80后记者是“小孩子”，并且理由充分：她上学早，其他同班同学都要比她大好几岁，所以她现在跟80后起码有十岁的代沟。崔民说自己是计算机系毕业，因为爱好才转入写作，当得知记者是学中文出身时，一个劲地说，我十分羡慕学文的，很你们。

崔民：《烈药》是个虚构的故事，故事的背景不是放在就是在国外，出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反响——这么多人对于这样一些事件视而不见，就像一滴水融入到大海里去了，我就有些不甘。是不是我太了？太虚构这些东西了？我觉得结果不该这样。所以，我在写《药殇》的时候，写实的成分更多，倾注的心力更多，当时搜集各大的案例就贴了好几本剪贴本。

崔民：也许吧。《烈药》出版之后，因为我是新人，出版方也没有怎么做宣传，所以反响挺平淡的，但当时在网上，有一些行内人就骂我，我这不是写哪哪哪个公司，那不是写哪哪哪个公司，你想干什么？感觉也挺崩溃的。

记者：我们知道，“殇”为未成年而死之意，“药殇”我们应如何理解？

崔民：准确地说，《烈药》更多关注的是制药行业，而《药殇》则重点观照的是药品销售行业。说实话，我之所以会写这个题材，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待过，看到了很多行业的潜规则，而这些是大部分人所不了解的，所以就想写出来，当初也没有多大的野心和太多的想法。

她会告诉你，她写作时不抽烟不喝酒，只喝牛奶，而且只喝新疆的牛奶。

崔民：我很讨厌别人叫什么作家，以前一个老前辈告诉我，你这个名字肯定要吃亏，一看就是一个老头，让我改名崔晶晶，我说如果他们看见我的名字，不想读我的小说，那就不读好了，我不会为失去这样的读者而遗憾。所谓作家，越是强调性别特征，在我看来，就越是对女性的歧视。我更希望，别人看我这个作品，不是从作者的名字开始，而是直接进入作品本身，对作品的内在价值产生兴趣。

崔民是不吝啬笑的，从见面到分别，她的脸上和眼睛里始终都是盈盈笑意，说到高兴处甚至会放声大笑。

崔民：我也不清楚，但我敢这些东西都是写实的。书出来后，一个来自系统的网友发表评论说，小白被的案件，是吸引他的地方，因为当时他介入这个案件的侦查了——可能每个受众群体不同吧，关注的点不一样。这些评论出乎我的意料。

她会告诉你，当她邀请的一位老编辑一起吃很辣的湘菜时，老人急出一头汗：“这可要了我的亲命儿了。”这句话她觉得很搞笑。

记者：《药殇》之前，我们注意到你还写过一本《烈药》，去年年初，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出过一本《药道》。想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个题材比较感兴趣？

崔民：这本书最初的名字，叫《阳光灿烂谁》，被出版社否定了，说一看就是比较悲观的，灰色的，后来推敲再三，因为还是写与药有关的题材，就定了《药殇》这个名字。我没有刻意去想过书名的寓意，我只是觉得“药”已经了它本身的意义。药本来是用以救死扶伤的，但现在却成为了赚钱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药”其实也算是中途夭折了。我以为，《药殇》实际上，是要探原“药”本来属性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觉得作家就是说出别人有想法却说不出的话，我们把它归纳总结，付诸艺术形式。但凡有点的人吧，能从中得到点什么，些什么，反思些什么，那就很好了。这本书出来之后，我没有给以前的同事看，害怕他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对号入座。

记者：面对你曾经同行的质疑，你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