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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故事|翟俊杰:戏里长征,戏外长青

“主旋律的电影是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我是个电影人,但首先是个军人,我的职责跟我的任务是创作电影,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

——翟俊杰

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翟俊杰的名字,总是与“八一”“军旅”等字眼紧密相连,从表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血战台儿庄》,展现三大战役的系列史诗《大决战》,到恢宏之作《金沙水拍》《长征》《我的长征》,擅长军事题材的翟俊杰永远在积累、创新、突破、超越的路上。

把镜头对准革命军事题材,用光影呈现史诗般的战斗场面,翟俊杰像一个朝圣者,将家国大义与革命之火,将军人的血性与信仰,熔铸在一个个镜头中,定格在一帧帧画面里。

回顾“长征三部曲”,翟俊杰神色肃穆:“不是我选择了长征,是长征选择了我。能与先烈对话,讲述共和国是怎样诞生的,是我毕生的荣幸,也是我这一辈子的‘长征’。”在这个八月,走近这位“戏里长征,戏外长青”的军旅导演,感知他毕生光影长征的求索之路。

翟俊杰。记者 杨月 摄

青年翟俊杰的两次入藏:

“野台子”上表演酿造“入戏”真功夫

1959年,17岁的翟俊杰,斜挎包里背着《演员的自我修养》,从河南开封出发,翻越高寒缺氧的昆仑山、唐古拉山,抵达西藏军区文工团。“那时候西藏还没通火车,要到文工团只能坐大皮卡车或者走路。”即使这样,翟俊杰也一路都没舍得托运,靠肩膀硬是把书背到了3000多公里外的西藏。

60多年后,78岁的翟俊杰坐着轮椅,在雁栖湖边一幢小楼的礼堂里,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70多名青年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讲起这段青年时期的进藏往事时,心潮依然澎湃。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阅读!”扎实的基本功为翟俊杰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但更让他受益终生的,是与西藏的战士、百姓的共同生活经历。

儿时看到布达拉宫的照片之后,翟俊杰一直认为西藏是雄奇而神秘的。但初入西藏,放眼望去看到的却是布达拉宫前大片杂草丛生的空地,上面还有一洼一洼的臭水坑,街上满是衣衫褴褛甚至衣不蔽体的乞丐。

西藏文工团的环境之艰苦,超出想象。在军区表演的时候,文工团很少有机会在比较正规的剧场和师团级驻地的俱乐部、“棚子”里表演,更多是在马圈、哨所等“野台子”上表演,“没有舞台,只能拿被子一铺,有点高度就开始表演了。”在这样的演出环境中,观众和演员之间分不清台上台下,反而更加亲密。“这反而练就了我们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入戏’的真功夫。没有这些环境的磨炼,就不会有今天。”他说。

在这里,翟俊杰遇到了很多战士。他看到,战士们的脸被强烈的阳光晒得黝黑黝黑;他看到,由于缺水,战士们甚至一年也洗不上一次澡,个个嘴唇上都裂开血口子;他看到,战士们穿的不是脏兮兮的长袍,就是破羊皮袄和说不上年代的粗呢子军大衣,没有一个穿制式军装。他也亲身感受到,这里的战士还常常来不及支锅做饭,怀里揣个干饼子夹咸菜,饿了啃几口就算一餐。

在西藏的5年艰难岁月,都成了翟俊杰此后拍摄军事题材特别是二次进藏拍摄《西藏风云》的第一手素材。青藏高原上的这段时光,不仅磨炼了翟俊杰的心性,也让他沉入生活,窥见了一个个鲜为人知、却异常真实的战地图景。

“如今,一进西藏,看到那些熟悉的山峰,我就掉眼泪了,布达拉宫前也不再是几棵柳树和坑坑洼洼的杂草地,而是宽阔的广场了。”

“那时候看到藏族姑娘为咱们的战士洗衣服,那种独特的藏族风情和姑娘们的欢乐、感恩之情,好像都表达在了用脚踩衣服的动作上。”翟俊杰的战友、作曲家罗念一和舞蹈家李俊琛由此得到灵感,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洗衣歌》。“这歌一直到现在还唱着呢,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广场舞的曲目。”说着这话,翟俊杰还不由得充满感情地唱了几句:“是谁帮咱们修公路?是谁帮咱们架桥梁?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

《西藏风云》剧照。资料图

翟俊杰把对西藏的感情融入到电视剧拍摄中。在电影《西藏风云》结尾部分,翟俊杰精心构思出诗意化的艺术处理方式:几十位穿着红色藏袍的姑娘从地平线上慢慢走出来,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字排开,背后是圣洁的雪山,姑娘们每人手里捧着一条哈达,连在一起成为一条长长的哈达。此时,《洗衣歌》的歌声响起……

“青年时期在西藏5年的工作生活,老西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我身上,我一直在传承老西藏精神,也鼓励人们用艺术的手段把它继续传承下去。”他说。

光影长征触动人心:

靠共情,靠平凡人物的真情流露

从讲述毛泽东和身边人故事的《金沙水拍》,到首次全景式展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的《长征》,再到选用原生态演员当主演的《我的长征》,这三部电影跨越12年,从人性化的视角,用史诗般恢宏的拍摄手法,展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翟俊杰说:“三拍‘长征’是我作为导演的荣幸和荣光,我随时准备着再拍‘长征’。”

军旅生涯多年积累和打磨酿造的创作种子,在翟俊杰的“长征”系列作品里展现着顽强鲜活的生命力。

1994年上映的影片《金沙水拍》,是翟俊杰的第一部长征题材作品。在拍摄这部电影时,翟俊杰做了大量的创新。他通过强化故事情节的悬念,使影片具有类型化的风格,从而吸引和感染观众。而在拍《长征》时,他注重追求营造出诗意化的艺术效果,让整部影片萦绕着传奇色彩和悲壮氛围。

《金沙水拍》有一段在清真寺内回族群众送别红军的戏,剧本里原本是群众热烈高声欢送,但翟俊杰觉得这样演太一般化,便改成回族群众戴着小白帽,低声诵读《古兰经》,为红军祈祷平安。“拍这场戏时,在那种氛围下,大家诵经告别红军,群众演员受到感染,全都哭起来了。”他说。

类似这样的二次创作还有很多,翟俊杰说,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绝不是对历史和战争史的简单描述,而是历史资料基础上的艺术加工。“像美国军事片《巴顿将军》,那不是美国的‘主旋律’吗?但其细节之生动,人物之鲜活,同样跻身于影史经典之列。”

拍摄电影《长征》时,翟俊杰在给演员说戏。受访者供图

为了让画面更有冲击力,在音乐运用上,翟俊杰大胆尝试,《长征》中首次采用了“声画对立”的手法,以凄美的《十送红军》曲调反衬出惨烈的厮杀场面。“长征本来就是壮丽的、悲壮的诗篇,诗意化更能感染人。”许多异常残酷的场景,电影里都配了《十送红军》的背景音乐。翟俊杰说,“凄美的音乐更容易引起人们无尽的联想。”结尾的歌词,他也做了改动,把“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改为“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再回还?” 而现实却是,大多数人都在长征途中倒下了,永远回不来了……

创新、突破、超越,是翟俊杰拍长征电影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一般电影导演极少在创作上重复同一个题材,但在12年间,翟俊杰三拍“长征”,多次重走长征路,用三部扎实的作品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

在《我的长征》里,翟俊杰继续突破,尝试了共情的创新设计,电影的男主人公、一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他的父亲、姐姐、战友、连长都在长征的不同阶段倒下了。影片通过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视角,讲述了长征路上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他说,“很多红军战士都是在长征的过程中,一倒下就起不来了。我们要通过平凡人物的真情流露,让今天的观众记住他们,记住他们的牺牲、奉献和青春的生命。”

给青年的话:

永远扎根生活,永远热烈地拥抱生活

作为擅长拍摄战争题材的著名导演,翟俊杰创作的大多是严肃的文艺作品,多年来的实践让他明白,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也在日益提升,艺术作品也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翟俊杰在《血战台儿庄》拍摄现场为演员说戏。受访者供图

“脱离生活是不行的,个别‘抗战神剧’里不符合事实的桥段,都是被大家诟病的,都成笑话了。”他说,表现抗日战争,不能把我们中华民族付出巨大代价、牺牲才得到的神圣的胜利,变成违背常识常理、随意戏说解读历史、过度娱乐化的“游戏”。

身为战争的亲历者,翟俊杰对文艺作品中的战争呈现,有着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

“随着科技进步,很多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过去创作者只能想象的画面镜头,现在已经能通过数字技术制作出来。”翟俊杰表示,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但是要记住,数字技术是为表现人物、刻画人物服务,不是为了胡编乱造而服务。”

“我们不能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就算是娱乐也要健康的娱乐,要在审美的过程中得到精神的洗礼和升华。”翟俊杰对记者提起了《五朵金花》的往事,“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报上去的片子都是很严肃的献礼片,周总理就说,是不是还需要有一个很轻松、很娱乐的作品呐?于是有了脱胎于现实生活的《五朵金花》,成为经典。”翟俊杰表示,“如果只是在宾馆、招待所,几个人在一块串剧本,找什么卖点,找什么话题,这些脱离生活、低俗平庸、胡编乱造的东西,严重影响我们影视的繁荣创作。”

翟俊杰。受访者供图

“说千道万,就是要深入扎根生活,热烈地拥抱生活,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翟俊杰说。

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创作的热忱、永远热烈地拥抱生活,不仅体现在翟俊杰的影视剧作品中,也是他的人生哲学。采访翟俊杰的时候,他左膝盖做了一个置换手术,正在康复期,不能久坐。但坐在轮椅上,他依然干劲满满地对台下的青年们说,“经过康复期,我一定可以健步如飞,因为我康复以后还要跳《小苹果》,还要为大家的创作助威擂鼓呢!”(记者 杨月 通讯员 杨维琼)

翟俊杰简介: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获国家人事部、国家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北京首届“十佳电影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曾任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北京影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金鸡奖”评委会主任、“华表奖”“金星奖”“金鹿奖”评委。主要影视作品有《长征》《惊涛骇浪》《血战台儿庄》《共和国不会忘记》《我的法兰岁月》《我的长征》《挺立潮头》《大决战》《金沙水拍》《飞越飞越》《心灵的天空》《一号目标》《西藏风云》《七战七捷》《赵丹》《冰糖葫芦》《西门豹》等,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金鹿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大奖、解放军金星奖、中国电影飞天奖、金鹰奖、骏马奖等国家级大奖。荣立二等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文集《影坛风景线》《心游万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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