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海鸣：从这里读懂南京文化

卢海鸣：从这里读懂南京文化本站　　从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文化、薛城文化，到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乃至战国时代的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南京的文化基因都属于特色鲜明的长江文化

　　从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文化、薛城文化，到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乃至战国时代的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南京的文化基因都属于特色鲜明的长江文化。

　　南京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汇古今中外于一体，熔东西南北于一炉，它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华文明的变迁，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勇于创新、海纳百川、坚忍不拔、崇文尚读、开放进取和舍生取义等多方面的特质。

　　文化是南京这座城市的底色和灵魂。“南京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别于“京派”文化的古典和“海派”文化的浪漫，也有别于长安文化的雄浑、广府文化（或称岭南文化）的务实和天府文化的乐观。它在中国历史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既具有地域特色又富有时代特点的几大特质，这正是“南京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也是“南京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之林中独具魅力之源泉。

　　南京文化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敢为人先，勇于弄潮。南京在中国文化史上创造了众多的“第一”。如，第一部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第一部诗歌评论著作《诗品》、第一部绘画理论作品《画品》、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第一部刻印人专著《印人传》、第一部集宋词大成之作《全宋词》、第一座国家档案馆（库）——玄武湖黄册库、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南京文化的创新精神其次体现在创新形式，别创新格。我国古代关于诗歌声律的“四声八病”说就是源于南京，南朝音韵学家周颙创立的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与文史学家沈约提出的“八病”必须避免之说，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六朝的山水诗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一派独特的诗风，首都建康是山水诗的大本营。五代十国中的南唐，诗词独步天下，开创了一代文学之风，南唐首都金陵成为宋词的一个重要源头，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宰相冯延巳造诣最深。明代胡正言“十竹斋”刻印的《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等作品，运用的饾版与拱花多色套印技术，不仅是中国水印木刻版画的巅峰之作，更是世界印刷史的两大发明，对日本浮世绘乃至近代西方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京文化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在树立典范，独领。由《世说新语》《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红楼梦》四部作品形成的“世说学”“选学”“龙学”“红学”，彰显了南京独一无二的文学底蕴，使南京在中国近3000个城市中独占鳌头。

　　南京不仅是中国长江流域唯一的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也是名副其实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南京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人口迁徙，千百年来，在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的涤荡下，吴越文化与荆楚文化、海派文化与内陆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运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激荡，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南京文化。

　　历朝历代，南京以其独特的山川形胜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吸引海内外人士纷至沓来，或观光游览，或建功立业，或终老于此。在南京这块钟灵毓秀的沃土上，群星璀璨，光耀寰宇。这些名人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

　　同样，外国的使节、留学生、传教士、学者、商人等来到南京，往往都会被这座城市所吸引，在这座城市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作品。诚如朱偰《金陵古迹图考》所言：“长安、洛阳、金陵、北京，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自古至今，南京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这座城市荷载起救亡图存、传薪播火的重任，从而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能够成为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南京居功丰伟。

　　南京具有超乎寻常的坚韧品格，可谓屡挫屡兴。据学者统计，历史上（截止到1600年），南京发生的战事有106次，居全国所有城市第一位，遥遥领先于第二位洛阳（70次）、第三位长安（52次）。南京在中国历史上曾饱受战火的蹂躏，但在经历过战火洗礼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和奇迹，变得更加强大和令人尊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推翻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这是历史上外来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签订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层面的投降书，因此南京无疑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和胜利的城市。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红旗插上“总统府”门楼，标志着蒋家王朝在统治的终结以及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南京以其自身扮演的独特角色，为中华民族谱写了辉煌壮丽的篇章。南京的坚韧品格在我国近百年的近代史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南京儿女，崇尚传统文化，注重阅读经典，在成就自身人生和事业辉煌的同时，为延续中华文脉、传承文化基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读书方面，南京曾经有众多名人读书遗址和遗迹，如溧水境内纪念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伯喈读书台”；中华门外越城之西纪念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的“二陆读书台”；老城南赤石矶侧老虎头纪念晋朝大将周处的“子隐堂”（又称“周孝侯读书台”）；朝天宫纪念晋朝隐士郭文举的“郭文举书台”；紫金山北高峰纪念昭明太子的太子岩（又名“昭明太子读书台”）；江宁湖熟纪念梁代昭明太子的“东湖读书台”；溧水无想山纪念南唐名臣韩熙载的“韩熙载读书台”；钟山定林寺纪念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王荆公书堂”（又名“昭文斋”）等。

　　著书方面，历代文人在南京留下的著述种类繁多，其中许多作品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和开山之作。如葛洪《抱朴子》、刘义庆《世说新语》、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许嵩《建康实录》、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解缙等《永乐大典》、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袁枚《随园诗话》等等。

　　藏书方面，自六朝以来绵延不绝。如，梁朝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南唐徐锴，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明代焦竑澹园、顾璘息园、盛时泰苍润轩、姚汝循锦石山斋、茅元仪寤园、顾起元遯园、丁雄飞心太平庵均收藏有大量的典籍。清代南京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更是争芳斗艳，如黄虞稷的千顷堂（又称“千顷斋”）藏书达8万多卷；袁枚的随园“所好轩”和“书仓”中，藏书有30万卷；熊赐履“下学堂”、朱绪曾“开有益斋”、甘熙家族“津逮楼”，藏书均超过10万卷；严长明“归求草堂”、周亮工的“赖古堂”、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楝亭”、孙星衍自筑的祠堂（又名“孙祠书目”）、汪士铎的“砖丘室”等，藏书也颇为丰富。此外，陈群泽存书库等，不仅藏书丰富，而且收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献典籍。

　　六朝的第一个政权孙吴充分利用自己的水上优势，加强同海外交流。当时北起朝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有孙吴使臣和商人活动的身影。其中，孙权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等人出使南海诸国，到达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南洋群岛等地。东晋南朝时期，对外交往进一步扩大。明代的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对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朱元璋一反元朝的四出用兵政策，采取对外睦邻友好政策。明代南京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既深且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南京”在日本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南京町”也成为“中华街”的代名词。

　　明朝对外交流的巅峰当属郑和下西洋。他率领大明皇朝的200多艘帆船航行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上，最远到达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前后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是人类航海史上的最伟大壮举之一。跟随郑和船队下西洋的随行人员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分别记载了航海途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宗教、风俗、物产状况，扩大了人们的视野。郑和下西洋，还留下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收录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

　　在古都南京文化中，流淌着舍生取义的伟大基因。东晋卞壸父子三人忠心报国，为平定苏峻之乱同时慷慨捐躯，其事迹令人为之动容，朝天宫卞壸墓碣数百年来完好保存至今就是最好的纪念。出生于南京门西万竹园的民族英雄邓廷桢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力主禁烟，与林则徐并肩作战，同甘共苦，最后魂归故里，其墓地成为南京人瞻仰的重地。驻外使节九烈士，面对日军的暴行，不辱使命，为了民族尊严，视死如归，名传千秋……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南京长期是国民政府中枢所在地，也是中国党人和先进分子与敌斗争的龙潭虎穴。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主义理想，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自由，英勇斗争，在南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中国史上的英雄篇章。雨花英烈留下的诗词、日记以及相关小说和回忆材料等，是党人和先进分子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至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和真理的光芒。

　　据统计，雨花英烈牺牲时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龄最小的袁咨桐烈士牺牲时年仅16岁；他们中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还有部分留学海外，可以说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在长期的理论学习和残酷的实践斗争中，建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主义信念。正是雨花英烈们用自己坚定的信仰和慷慨赴死的实际行动捍卫了理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铺就了新中国成立的道路。雨花英烈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为实现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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