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深圳40年：有理想的人，如何共同成就理想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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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40年是深圳人创造奇迹的40年。 本文图片

深圳40年，不只是深圳人创造奇迹的40年，更是中国推动改革开放的40年。

这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成功实验，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

深圳是这场变革的“排头兵”，改革更是深圳的灵魂。当年无数深圳人充满了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不畏阻力、敢想敢闯，才走出了今天这条道路。

40年弹指一挥间，奔赴深圳的追梦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国家干部、基建工程兵、农民工，再到电子信息产业吸引来的大学生、工程师、金融从业者和软件工程师，每次人口变迁的背后，与之伴随的是这座城市的华丽“蝶变”。

站在40年的历史时刻，记者寻访了几位见证深圳成长的深圳人，讲述他们的深圳故事。

深圳市南山区拍摄的大沙河沿岸景色（3月27日摄，无人机照片）。 图

冒险者的“应许之地”

1985年，深圳已经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高楼大厦、酒店、游乐场拔地而起，喻示着它正以争分夺秒的方式加速建设。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城市的精神注脚，它也感召了无数青年才俊奔赴至此，弥补荒废时光。

“每个人都心怀希望，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和发集团董事长、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对称。那一年，年仅20多岁的他刚大学毕业就来到深圳，眼前这座城市给他的感觉是：“犹如一股清风”。

杨勤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总体改变所引发的化学反应。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高考；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际上那个年代的生活还是很苦，不宽裕，但大家感觉到一天比一天有希望，一天比一天好，大家对未来都是可预期的。”杨勤对称。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是从解放思想、观念变革开始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使中国人从封闭禁锢的思想中走出来，为人们摆脱贫困、追求财富提供了动力。

此时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完全符合和寄托了人们对于追求财富和改变生活的想象，成为一代冒险者的“应许之地”。

“深圳给大家的感觉第一做任何事不受旧的制约，没有条条框框；第二只要认定你是人才，即使你在政府机关或者国营单位上班，只要你说我不干了，深圳也照样会要你，承认你的干部身份，承认你的人事档案，哪怕你的原单位不放人，只要你愿意来，深圳宁愿不要档案，重新帮你建档；这在当时体制状态下无法想象的，只有深圳可以。”杨勤说，为吸引人才，只要你是政府机关出来的人，马上能在深圳分到房子，这个条件富有吸引力。

最明显差异还有工资待遇。

“那时在内地一般大学生毕业每月通常也只有五、六十元，深圳能达到200多元，差好几倍。”杨勤回忆称。

杨勤认为，早期深圳奉行“小政府、大社会”。

相关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设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工业发展委员会和城市规划委员会等。其中，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设计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调节经济运行，从事经济预测等。工业发展委员会是管理工业企业，进行工业发展规划和引进新的工业项目、调整工业结构的权威机构。城市规划委员会负责市政建设规划和市政建设工程管理。

“这个政府架构很简单。”杨勤说，1985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工业发展委员会上班，对深圳早期工业有了深入认知。

深圳成为特区后，由于毗邻香港，加之有税收、土地、人工等低成本优势，很快进入了“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加工制造快车道。

“早年，深圳很多都是香港人把从国外买的零配件带到这里来组装五花八门的简单小电器，比如收音机、单放机、小喇叭、风扇、按键式电话机和简单的对讲机，通常对讲机块头大，但功率不大，3至5瓦，在没遮挡情况下只能辐射两三公里范畴;日资三洋电机和华强集团合作后，把许多来自日本的零配件用于组装三洋电视机，在当时已经最高端的电器产品了。”杨勤回忆称，当年国人印象最深刻的京华牌收录机也是在深圳组装完成。

为推动帮助企业就地消化产品和培养消费能力，当地政府推出所谓“地产地销”措施，即深圳生产的产品在当地销售予以免税。

“这是全新的社会和经济治理体系，它就是‘照猫画虎’学习香港建立一套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杨勤说，深圳就离香港一桥之隔。不少内地人到沙头角买港货，眼睛都是发亮的，哪怕购买一块香皂、一把雨伞，一个裙子或一块布都好。

当年的深圳，对于年轻人来说充满机会。

1987年，杨勤从政府机构辞职，开始了创业人生。

他最早到原国家教委下属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公司位于深圳的八卦岭片区。

“我和一位领导一起去的这家企业，只用了一年时间便起死回生，挣了100多万元，把它从原国家教委下属20多个企业当中的倒数第一名，变成正数第一名。”杨勤说，在上世纪80年代，100多万元几乎是“天文数字”。

在那个年代，这是唯有深圳才能创造的财富神话。当时，杨勤每月基本工资也是200多元，但提成每月达到几千元，在当时算很高的工资。

这份工作只做了1年，他便辞职创立现在企业——深圳市和发实业有限公司，最初挂靠在某部委，但由于部委没有实际投资，企业此后与部委“脱钩”，彻底成为一家民营企业，公司业务主要是提供电子与信息系统服务，曾是华为公司UPS供应商。

“我们在深圳是老牌企业，早期拥有人事权和户口指标，目前只有数百家左右，像华为、赛格、华强、京华这一类拥有30多年历史以上老牌企业，深圳不多了。”杨勤感叹道，早年他帮助公司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旬，他所在公司的业务达到了历史巅峰，每年拥有大笔订单和业务。

对冒险者来说，那是深圳的黄金年代。

“当年买房子，零首付，你只要敢拿身份证去签订合同，一栋楼的产权都可能是你，只要你办完银行按揭完后，分批租出去，用租金抵扣银行贷款，相当于一分钱也不用出。”杨勤说，不少企业改制也一样，只要你敢签订责任状，相当于把一家拥有土地和房屋的企业白白送给你。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该公司研发的数据流AI芯片（8月12日摄）。

企业家精神驱动“深圳奇迹”

1991年，在大学任教的郭万达获得了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7月，他调任深圳市政府信息中心工作。

他到深圳闯荡的原因很简单——“深圳很有前途。”

“我到深圳的心情肯定是很兴奋，在读大学时，在深圳实习的同学回来就报告说，深圳还没有太多的工业，1990年时，我曾经到过深圳，突然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80年代初还一片工地，1990年深圳已经像模像样了。”郭万达说。

各路人马都纷纷往深圳，像他和三十几位南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一起闯深圳，在当地一度掀起热议。

当时深圳并不大，仅有268万常住人口。

“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建设，上海宾馆往蛇口方向还尘土飞扬，深南大道到上海宾馆往西走的道路还没完全铺好。”郭万达回忆称。

他决定留在深圳第一个原因是，这里大多数人都讲普通话，让他没有外来人的感觉；其次深圳拥有内地无法比拟的自由流动。

“当年内地调动工作审核很严格，在深圳，你来了，户口放在人才市场，想到哪个单位都有机会。”郭万达说，最初从天津调到深圳时，他费尽周折。到深圳后，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今天在政府工作，明天下海，后天干研究，可以随意选择，原来认为户籍很重要，在这里似乎不那么重要。

“深圳最大的魅力不是别的，就是市场化。”郭万达说，1995年，他到中国最早市场化运作的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任职。

如今已声名显赫的研究院，起初也很艰难。

郭万达说介绍，1988年开始创办研究院之初，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李灏给该机构定位为“思想库”，有段时间被翻译为“中国脑库”。

研究院成立后，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我们约90%都是政府合同，大多都签有保密协议，外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研究院，只有很多政府部门知道。”郭万达说，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现已被列入国家高端智库，这个历程本身就是深圳40年的缩影和样本。

在他看来，深圳40年的成长历程，最大特征就是不断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从最初的加工贸易到今天的高科技创新，这是深圳最大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不是政府规划，更不是智库去规划出来，而是企业家的行为。”郭万达说，正因深圳有一批创新企业家，给这座城市的产业带来不断的变革。

他在一篇名为《制度创新如何影响企业家创新》的文章中指出，深圳特区经过40年的发展，从一个边陲农业县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2019年深圳GDP达2.69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1.7万家，专利授权达16.66万件，占全国的6.4%，PCT国际专利申请1.75万件，占全国的28.7%。深圳特区40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企业家创新和制度创新演进的历史。

深圳诞生了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企业家创新精神是驱动“深圳奇迹”的主要动力。

“在深圳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几乎把自己身家性命都押进去了，没白没黑地奋斗，这已形成了社会风气，大家都以命相博，才创造出了深圳的今天。”杨勤说。

在深圳市光明区，由中建三局承建的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大科学装置平台（前）正在建设中（8月14日摄，无人机照片）。

政府做对了什么？

回顾深圳40年，作为政府究竟做对了什么？

“我认为深圳市政府首先建立了适合企业与企业家成长创新的营商环境。”郭万达对称，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深圳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的架构，这比内地要“先行一步”。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圳提出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深圳更加强调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杨勤也认为，深圳是全国法治建设最好的城市，也培养了一支勤政务实的公务员队伍，“只干不扰，有事找我，这是我对深圳公务员队伍的总结。”

深圳特区政府做正确的第二件事是——不断地规划城市，从基础设施、公园、机场、港口、地铁、交易所、学校到产业园区，规划统统都是政府的作为。

最初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如今已扩张至1997.47平方公里。

“最近20年发生很大改变，城市架构不断扩大。”郭万达说，深圳最关键是产业，早期大力引进外资、国企及中外合资企业，到了90年代，涌现出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从外资和国企中跳出来的人，他们中间不少都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引领者。

“当地政府在体制创新上也都起到了作用。”郭万达说，无论是80年代专利支持产业入股、90年代股份制企业、员工入股和持股计划、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括此后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和创业板改革等等，政府适时的政策引导极大推动了产业创新和科技进步。

“深圳做得最正确就是把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处理得恰到好处。”郭万达说，这也是深圳值得其它城市学习的地方。

现在深圳也面临成长的烦恼，空间少，房价、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造成各种成本上涨。

“深圳的产业只能不断升级和提高，获取的利润才能覆盖成本。”郭万达说，任何一座驱赶了制造业的城市，极有可能出现空心化现象，这对城市创新极为不利。

这意味着深圳必须和周边城市形成很好的互动关系，学习世界其它大都市区，把产业向周边城市去辐射，形成一个成本的阶梯。

“如何打造一个法治、服务和公开透明的行政体系，包括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医疗环境，仍是未来深圳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只有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更多全世界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到这里来创业。”郭万达说。

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公园，市民在海边锻炼（2019年12月11日摄）。

深圳人的“家园意识”

在深圳生活了30几年后，杨勤发现深圳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家园意识”。

“凡是来到深圳的人都特殊的感情，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园。”杨勤说，早年很多人认为深圳是文化沙漠，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深圳是一个移民社会，尽管它没有传统社会结构那样的邻里和街坊文化，但大家对深圳有强烈的认同感，这就是家园意识。

“无论政府在种花种草，还是道路开发，深圳市民都会发表不同意见，从表面看他们似乎什么都反对，但本质是家园意识，他们把深圳当成自己家，所以才有积极的主人翁精神，这个很多城市难以比拟的。”杨勤说。

无论是早年到深圳闯荡的老深圳人，还是年轻一代深圳人，他们都对这座城市拥有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

最近，深圳一家物流公司上班的李明（化名）很高兴，他于2019年购买的一套面积80㎡的安居房已正式装修了，所在小区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横岗大街，距离上班的地方约30公里路程。

“我已经很知足了。”李明对称，由于认购的是安居房，每平米价格八千多元，比同地段商品房价格低一大截。

安居房是深圳提出的一种创新型保障性住房，它以成本价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申购安居房的通常面向具有深圳户籍的家庭和单身居民，还要具备无房、未享受过相关住房福利政策、参加本市社保累计5年以上(人才为3年)等基本条件。

李明原本有实力在深圳购房置业。2001年，他从内地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决定到富有市场机会的深圳闯荡。果然，他很快被联想集团在深圳设立的公司聘为物流经理，顺利获得了深圳户籍，经过几年奋斗，他成为联想集团深圳公司的一位中层管理干部。

2010年9月，李明从联想集团辞职，进入深圳当地物流企业担任主管；2013年，他原本计划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在深圳购置一套房产，恰好此时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

深圳是一个极富创业理想和冒险精神的城市，长此以往，原本保守的李明也受到了影响，他决定把数十万元到投入创业当中。

这笔投资并不成功，多年积蓄也打了水漂，李明重回企业打工。

2013年，深圳房租费已不断攀升，为减轻家里在房租上的开支，他第一次登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指定的官方网站申请“公租房”。

李明原本对此不抱希望，未料想很快收到了社区通知，让他带着身份证参加摇号分房。之后，李明申请到一套位于深圳北站附近的公租房，当时每月仅需交一千多元租金。

“这为我节省了很大一笔经费，让我不但能维持家里正常生活，还能节省出一大笔钱购买安居房。”李明说，这也是他最爱深圳这座城市的关键所在，这里不仅让他敢为理想去大胆冒险，还能为他提供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