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 等丨中国教育信息化起点与发展阶段论

陈琳 等丨中国教育信息化起点与发展阶段论本站　　陈琳， 姜蓉， 毛文秀， 文燕银， 张高飞. 2022. 中国教育信息化起点与发展阶段论[J].中国远程教育（1）：37-44.　　【摘要】教育信息化对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具有支撑、引领和驱动作用，是教育现代化的内生变量，然而我国对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信息化的起点以及发展阶段缺少系统深入的探讨

　　陈琳， 姜蓉， 毛文秀， 文燕银， 张高飞. 2022. 中国教育信息化起点与发展阶段论[J].中国远程教育（1）：37-44.

　　【摘要】教育信息化对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具有支撑、引领和驱动作用，是教育现代化的内生变量，然而我国对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信息化的起点以及发展阶段缺少系统深入的探讨。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信息化文化，引导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认知，总结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发展经验，更好地把握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规律，本文从度对教育信息化的起点与发展阶段进行论证探索，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教育信息化起始于1995年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与国际互联网相连，经历了起步混搭期、奠基普及期、应用提升期、融合转型期四个发展阶段；我国教育信息化在世界教育信息化发展行列中其相对位置先后历经了跟跑、跟跑+并跑、并跑、并跑+领跑的快速跃迁，形成了鲜明的跨越式发展特色。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现代信息技术；起点；发展阶段；发展状态；教育信息化发展史；创新引领

　　以史为鉴知更替。对于持续蓬勃发展的伟大事业，其是什么、起于何时、发展阶段如何等问题，必须是清晰的，唯有如此才能使人们知事业根基，才能逐渐揭示和把握发展规律，才能让后来者扬长避短、兴利避害、站在巨人的臂膀之上，才能更好地传承建设文化，使事业得到更好发展，否则事业就有可能成为“浮萍”，飘忽不定，不能根深叶茂。

　　我国从2000年起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陈至立, 2000），从2015年起以教育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刘延东, 2015），现正在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引领、驱动教育现代化，这足以说明教育信息化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陈琳, 2020a）。研究发现，我国对教育信息化这项伟大事业向何处去的探讨较多（陈琳, 2012, 2013, 2018; 陈雄辉, 2012; 杨改学, 2013; 碧荷, 2014; 何克抗, 2016; 尚俊杰, 2017; 雷朝滋, 2018; 邢西深, 2019, 2020），但是回望研究较少，缺少对其“史”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关于教育信息化起点和发展阶段的系统性探讨缺失。故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观察分析法，深入分析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点和发展阶段，以寻求共识，并挖掘寓于其中的特殊建设文化，揭示其中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经验。在研究过程中，查阅分析了全国层面上教育信息化的所有文件和1990—2016年《中国教育年鉴》中有关教育信息化的内容。

　　起点事关事业“初心”，其必须是明确的，然而我国教育信息化起于何时迄今无专门的系统论说，只是从已发表论文的字里行间透射出，人们对教育信息化起点思考的结果，且不同的人所认为的我国教育信息化起点各式各样，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种：一是将电化教育的起点视同教育信息化的起点，认为从广义上可以将教育信息化的起源追溯到电教媒体在教育中的应用（王运武, 2008）；二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点（胡杰辉, 2020），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信息产业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赶超的历史性成就，而作为国家信息化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点的教育信息化，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卓越成绩（张伟静, 2019）；三是将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起点（修永富, 2020）；四是将我国开始计算机辅助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起点（马桂香, 2020）；五是将我国开始计算机学科教学（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起点（江新, 2006）；六是将我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与国际互联网相连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起点（陈琳, 2016）。此外，分别有观点将同志提出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做起、教育部正式批准兴办电化教育专业、我国将电化教育专业更名为教育技术专业作为教育信息化起点，这些观点在学术会议上或与师生的交流中常被提及。以上主要认识所指的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点时间见表1。

　　由表1可见，人们认为的教育信息化起点之间有90多年的差距，对教育信息化起点进行探讨已迫在眉睫。

　　教育信息化是信息化大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而信息化又与信息有关，因此要探讨教育信息化起于何时，首先必须要搞清楚教育信息化一词中“信息”的内涵。信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信息是对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反映，是对客观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表征，其表现的是客观事物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实质内容。狭义的信息则是在广义信息的基础上加了数字化表征的、与信息技术关联的约束限定。广义的信息形态存在至少已有数千年历史，如果按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李彬, 2005, p.445），则信息的由来更为久远。但是信息化一词直到20世纪后叶才出现（王行刚, 1979），因此信息化中的信息是指狭义的信息，是指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出现以后随之而出现的数字信息，这就决定了教育信息化的起点不会很久远。

　　在我国，祝智庭教授对教育信息化研究较早，认为“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比较全面地运用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信为基础的现代化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全面改革，使之适应于正在到来的信息化社会对于教育发展的新要求”（祝智庭, 1999a），该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广泛认可（被引用220多次），因此根据其定义分析具有合理性。在该定义中，教育信息化的判别依据是有没有在教育中“运用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信为基础的现代化信息技术”。此定义中隐含了三种现代信息技术，即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因此我们可将对我国教育信息化起点判别的考察点放在这三种现代信息技术在我国何时具有“全面运用”的可能上。在三种技术中，要让“网络通信技术”在教育中有“全面运用”的可能，必须借助于国际互联网。而我国教育能够连上国际互联网，是在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1995年与国际互联网连通之时，因此可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点初步锁定在CERNET与国际互联网连通的1995年。

　　就全球范围而言，美国的教育信息化起步最早，当时流传“美国一马当先，欧洲稳步前进，亚洲后来居上，中国奋起直追”的说法（祝智庭, 1999b）。祝智庭、何克抗等学者认为，国际教育信息化始于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据此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大体上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因此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点时间锁定在CERNET与国际互联网连通的1995年是合适的。

　　上面将我国教育信息化起步确定在1995年是立论有据的。但是，如果仅仅用以上的方法分析我国教育信息化起步于1995年，并不能让所有人认可而成为公论，因此还必须再分别探讨其余教育信息化起点说不能够成立的理由。

　　如果将电化教育起步时间作为教育信息化起步时间，则意味着教育信息化等同于电化教育。事实上，教育信息化与电化教育差异非常大，一个是“电”化，与第二次工业以及工业社会相对应，一个是“信息”化，与信息、信息社会相对应。而且无论认为我国电化教育起点在1903年（当时南京汇文书院用电影进行教学, 费梦晗, 2017），还是认为在1915年（当时金陵大学将电影用于露天的教育宣传, 李龙, 2012），那时都没有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穷二白，百废待举，4.5亿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陈宝生, 2019），工业基础极为薄弱，那时无财力物力发展基于先进技术的教育，当然，也没有现代信息技术能在教育中使用。因此，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教育信息化起点是说不通的。

　　1978年同志亲自批准成立“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谢新观, 1993），将加速发展电视、广播手段作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陈琳, 2009），并且发展幻灯、投影、录音教育。那时的广播电视、幻灯机、投影器、录音机都是模拟的电教媒体，还不是数字化的现代信息媒体，因此将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作为教育信息化起点是说不通的。

　　计算机辅助教育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照理可以说是教育信息化了。但是，早在1958年IBM公司就设计了第一个计算机教学系统（万嘉若, 1981）并在教学中运用，如果将计算机辅助教育作为国际教育信息化的起点，则全球的教育信息化应该最迟起于1958年。然而如前所述，学界认可国际教育信息化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何克抗, 2019），即并非将开始计算机辅助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起点。因此，将我国开始计算机辅助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起点是不合适的。

　　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中的计算机是有缘的，但是教育信息化是在教育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而不是仅仅指教计算机，仅仅教计算机是无法使教育达到“信息化”的程度的。因此，将我国开始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点也是不合适的。

　　1983年华南师范大学首创我国的电化教育专业，但是当初所开设课程的内容是基于“电教媒体”的（李运林, 1989），在27门课程中与信息技术有关的只有一门“计算机教育应用”课程，其所培养的学生有关信息技术方面的能力也只是局限于“制作计算机课件”。在考虑教师队伍构成时尚未将计算机学科背景的教师纳入视野，与此同时，在按专业建设需要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的十多种专业教材中，没有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方面的教材（李运林, 2003）。很显然，将兴办电化教育专业作为教育信息化起步同样是不恰当的。

　　1991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将“电化教育专业”更名为“教育技术学专业”，“规划了‘八五’期间的专业教材建设，但课程基本体系仍是原来的体系”（李运林, 1995）。由此可见，将电化教育专业更名为教育技术学专业并没有将专业课程体系向教育信息技术方面转移，即并没有将教育技术学专业与教育信息化关联的意思，事实上专业更名主要是为了使我国相关的专业名称与国际接轨。显而易见，将我国电化教育专业更名为教育技术学专业之时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起点也不合适。

　　我国与国际互联网相连为教育信息化创造了条件。但一定要在教育中可以开始利用国际互联网，才能称作教育信息化开始了，因此不能将我国1994年与国际互联网相连作为教育信息化的起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认：中国教育信息化起于1995年，起点标志是CERNET连通国际互联网，1995年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元年。

　　事业的阶段划分具有引导历史认知的重要作用。探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有助于更好地总结中国教育信息化的经验，有助于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经验理论化，有助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然而我国缺少教育信息化阶段划分的研究和共识。

　　我国教育信息化原有的多元起点说导致了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划分的多元。比如，有起于1949年的四阶段划分（张立国, 2019），有起于1978年的四阶段划分（任友群, 2019），有起于1989年的三阶段划分（钟志贤, 2017）。此外，还有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阶段划分，将教育信息化已然和未然的发展划分为起步、应用、融合、创新四个阶段，以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提出的教育信息化进入2.0时期判断的划分（王运武, 2019; 魏先龙, 2020）。

　　固然我们可以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信息化阶段划分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阶段划分，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阶段划分是就教育信息化的一般发展而言的，因而不能很好地彰显各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个性与特色。

　　将我国教育信息化划分为1.0时期和2.0时期两个阶段，虽然有政策依据（教育部, 2018），但是将过去火热的变化万千的教育信息化历史抹平归为两段，则划分过于简单，分类区间过大，也不能够通过阶段的名称表现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丰富多彩，不利于对教育信息化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进行归纳总结，不利于教育信息化文化的传承创新。下面尝试以1995年为起点划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阶段。

　　在1995年前后，我国电化教育“三深入”（深入教学、深入学科、深入课堂）走向纵深，“三片两带”等电教教材（以电影片、幻灯片、投影片、录音带、录像带为代表的教材形态）建设的水平与质量相当高，因此1995年起步的我国教育信息化是与电化教育并行发展的，将此阶段称为“起步混搭阶段”。“混搭”在这里表示教育信息化与电化教育在一定时期内并存，“起步混搭阶段”成为我国电化教育转向教育信息化的过渡阶段。

　　“起步混搭阶段”处于20世纪末，那时世界各国在持续探讨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新千年，以及探讨在新的世纪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在2000年，我国教育信息化也处于新千年新气象的蓬勃发展期，这时的教育信息化既开始“奠基”——建设教育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又开始“普及”——在广大学生中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其标志是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校校通”工程和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并将教育信息化的地位上升到“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加以部署和落实。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将2000年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奠基普及阶段”的开始。这里的“普及”也包括教师教育技术知识的普及和信息化教学能力的提升。

　　经过若干年建设教育信息化设施以及普及信息技术教育，我国逐步发展到信息技术可在教育中普遍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适时提出“应用提升”的教育信息化工作方针，开启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应用提升阶段”，逐步形成了课堂用、普遍用、广泛用、经常用（杜占元, 2015），以及在应用中发展、在应用中提升的发展态势（杜占元, 2016）。

　　2017年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宣示我国教育信息化进入2.0阶段，并提出教育信息化要“转段升级”，2018年我国教育信息化相应由应用提升阶段转段进入“融合转型阶段”。

　　综上所述，可将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然的发展划分为起步混搭期、奠基普及期、应用提升期、融合转型期四个阶段，各阶段对应的时段为1995—1999年、2000—2011年、2012—2017年和从2018年开始至今。未然的教育信息化将适时进入创新引领期。如此划分，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四阶段划分有关联——包含了起步、应用、融合、创新，但又在阶段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每个阶段都采用了能够体现阶段特征的名称，使阶段性特征一目了然。

　　以上的阶段划分是否合理，还要以各阶段是否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而进行检验。根据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特点，下面从政策推动、发展状态、标志性事件三个方面分析验证。

　　中国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同样得到体现。我国教育信息化已初步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的转换，是由党或国家的决定或政策推动的。

　　1994年发布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务院, 1994）首次提出“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是当时最具活力的新兴信息技术，实现教育现代化离不开教育信息化。

　　1999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央, 国务院, 1999），是首个提及教育信息化的中央、国务院文件，确定了“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任务，做出“国家支持建设以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络或局域网络的建设”“在高中阶段的学校和有条件的初中、小学普及计算机操作和信息技术教育，使教育科研网络进入全部高等学校和骨干中等职业学校，逐步进入中小学”的部署，吹响了教育信息化奠基、普及的号角。

　　2010年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央, 国务院, 2010），是21世纪我国首个教育的中长期规划，做出了信息技术对教育具有性影响的科学论断，同时对信息技术应用提出通盘要求：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强化信息技术应用，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水平；鼓励学生利用信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增强运用信息技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快全民信息技术普及和应用。随后，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确立了应用驱动的工作方针。

　　2017年党的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信息化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教育部出台《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对教育信息化转段升级做出部署，特别强调两大发展：①加快实现更高水平的融合。要求将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促进网络学习空间与物理学习空间的融合互动，同时实现多方面的融合，包括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的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以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纵向衔接与横向互通。②转段升级至更高层次发展。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推动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努力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平台+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这些政策部署促使我国教育信息化由应用提升期转向融合转型期。

　　这里所说的发展状态是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状态，以跟跑、并跑、领跑以及它们之间的两种过渡态——跟跑+并跑和并跑+领跑加以表征。如果以上划分的先后阶段随时间发展相对状态有所提升的话，则阶段划分是合理的。美国在世纪之交的20多年间，信息技术领先世界，教育信息化相对领先，因此本文的验证将美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作为参照系。

　　1995年我国CERNET与国际互联网相连时，美国教育领域使用互联网已有多年。1998年美国中小学生机比平均为7∶1（王洁, 1998），2000年我国2亿多中小学生所在学校共拥有计算机165万台（陈至立, 2000），生机比为123∶1。这些数据表明起步混搭期我国教育信息化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差距非常大，只能处于“跟跑”状态。

　　1996年美国开始推行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NETP），提出让全国所有教师得到培训和支持，以帮助学生学会使用计算机和信息高速公路，部署每个教室和图书馆连接信息高速公路（黎加厚, 2005）；2000年我国提出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开始部署“校校通”工程。由此可见，在2000年已进入“奠基普及期”的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仍以“跟跑”为主。但是，在此阶段我国启动的以网络为支撑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及由该工程派生的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网络教育学院办学等，与世界先进水平是接近的。尤其是到2011年，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天地合一”的教育信息骨干网络，CERNET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学术互联网，高校校园网全面普及，不少中小学建有校园网（刘延东, 2012），即在该阶段我国教育信息化也有相当比例的“并跑”成分，“奠基普及期”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状态为“跟跑+并跑”。

　　2000年召开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提出“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以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方式，由此开始此后10多年的发展，我国取得了教育信息化“奠基”与“普及”的双跨越突破，使我国教育信息化水平在从2012年开始的应用提升期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应用提升阶段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历史性成就：“三通两平台”建设与应用快速推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明显提升，信息化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幅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在构建教育信息化应用模式、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推进机制、探索符合国情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上实现了“三大突破”（教育部, 2018），初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教育部, 2015）。这些足以表明我国教育信息化在“应用提升期”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并跑”。

　　2018年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确定了新时代我国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和引领发展的原则，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通过实施“八大行动”促进从教育专用资源向教育大资源转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转变，努力构建“互联网+”条件下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新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的建设方向。这些原则、目标、建设方向与我国在国际上具有相对引领性的人工智能、5G等技术共同作用，将使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决定了在融合转型期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将是“并跑+领跑”的状态。

　　综上所述，我国教育信息化在起步混搭期、奠基普及期、应用提升期和融合转型期的各阶段，其发展状态分别为跟跑、跟跑+并跑、并跑、并跑+领跑，即各阶段的发展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向高，由此可认为上面的阶段划分是合理、合适的。

　　我国连续实施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表明教育信息化地位高、作用大，决定了教育信息化要在教育变革中持续发挥巨大作用，因此如果划分的各阶段有能体现阶段特征的标志性事件，则阶段划分是合理的。

　　1995年CERNET通过国家验收并与国际互联网连通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标志性事件，且随后CERNET在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教育信息化具有许多技术特征，数字化、多媒体化、网络化是其中的基础性特征，由此看1998年开始举办全国多媒体教育软件大赛同样是起步混搭期的标志性事件。

　　2000年提出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启动“校校通”工程，以及陆续开启以网络为支撑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开通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平台、实施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并使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高等学校建设网络教育学院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教育电子政务建设工程（金教工程）等建设成体系并具有一定规模，以及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全员教育技术能力培训，这些分别涉及奠基、普及，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条件的现代化、教育公平的现代化、教师队伍的时代化、学生素质的时代化，因此都可作为奠基普及期的标志性事件。

　　2012年开始提出“三通两平台”建设，以及随后的“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都为我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平台和优质资源的支持，促进了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和“中国梦——行动有我”活动，开展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和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极大地提升了师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水平。以上这些都可以作为应用提升期的标志性事件。

　　2018年开始逐步开展的互联网+省级教育信息化试点、教育信息化2.0省级试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及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建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开展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部署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建设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加强“三个课堂”应用，这些都指向新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虚实教育融合以及广大教师融合能力的提升，都是融合转型期的标志性成果。抗击新冠病毒肺炎期间“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是深度融合技术与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我国教育交了漂亮的答卷。

　　以上分析表明，在所划分的教育信息化不同阶段，都有着多样的标志性事件能够体现阶段特色，由此可认为阶段划分是合适的。

　　三个方面的验证都表明，将教育信息化分为起步混搭期、奠基普及期、应用提升期、融合转型期是合理的，是符合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实际的。以上三方面验证所得出的各阶段的特征详见表2。

　　以上纵横论证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始于CERNET与国际互联网相连之时的1995年，历经了起步混搭期、奠基普及期、应用提升期、融合转型期，不久将转向创新引领期。

　　在世界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行列中，我国教育信息化的相对位置已先后历经跟跑、跟跑+并跑、并跑、并跑+领跑的发展，将向着整体领跑阶段发展。鉴于此，中国教育信息化人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与学校领导，要加快形成使命意识、担当精神，加紧谋划如何有效领跑，并为之进行创新创造人才的培养，为以教育信息化引领、驱动我国率先实现智慧时代的教育现代化——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教育现代化——做出时代性的贡献，将信息技术对教育的性影响发挥到极致。

　　陈宝生. 2019. 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历史成就与现实使命[N]. 人民日报09-10（13）.

　　陈琳，杨现民，王健. 2016. 硕士研究生“学研创”培养模式建构研究[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5）：23-27.

　　陈琳，王运武. 2009. 中国教育技术改革发展三十年[J]. 电化教育研究（2）：106-111.

　　陈琳. 2012. 中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与路径选择[J]. 教育研究（4）：50-56.

　　陈琳，李冰冰，等. 2016. 中国教育信息化20大庆之年新发展：2015年中国教育信息化十大新闻解读[J]. 中国电化教育（2）：80-87.

　　陈琳，王丽娜. 2017. 走向智慧时代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三大问题[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6）：57-63.

　　陈琳，王钧铭，陈松. 2018. 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职业教育创新发展[J]. 中国电化教育（12）：70-74.

　　陈琳，陈耀华. 2020a.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变革教育的中国经验[J]. 中国电化教育（4）：51-59.

　　陈琳，陈耀华，毛文秀，等. 2020b. 教育信息化何以引领教育现代化？：中国教育信息化25年回眸与展望[J]. 远程教育杂志（4）：56-63.

　　陈雄辉. 2012. 教育信息化：人的全面发展何以可能[J]. 电化教育研究（6）：12-15.

　　陈至立. 2000.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在中小学大力普及信息技术教育[J]. 中国民族教育（6）：3-7.

　　杜占元. 2015. 全面深化应用 全面实现“十二五”教育信息化发展目标：在2015年全国电化教育馆馆长会议上的讲话[J]. 中国电化教育（5）：1-5.

　　杜占元. 2016. 深化应用 融合创新 为实现“十三五”教育信息化良好开局做出贡献：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国家级培训暨2016年全国电化教育馆馆长会议上的讲话[J]. 中国电化教育（06）：1-6.

　　费梦晗，李龙. 2017. 我国电影教育的创建与初步规范[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7）：7-11.

　　何克抗. 2016. 教育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的观念更新与理论思考[J]. 课程·教材·教法（2）：3-10.

　　胡杰辉，胡加圣. 2020. 大学外语教育信息化70年的理论与范式演进[J]. 外语电化教学（1）：17-23.

　　胡钦太. 2019. 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历程与未来[J]. 电化教育研究（12）：5-13.

　　江新，张进宝. 2006，创新与变革：当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焦点[J]. 中国远程教育（4）：52-58.

　　雷朝滋. 2018. 教育信息化：从1.0走向2.0：新时代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走向与思路[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103.

　　李彬. 2005. 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李龙，谢云. 2012. 我国电化教育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考证[J]. 电化教育研究（10）：17-22.

　　李运林，李克东，徐福荫. 2003.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科专业建设历程：纪念教育技术（电化教育）学科专业创办20周年[J]. 电化教育研究（11）：1-5.

　　李运林. 1995. 论电化教育发展与电化教育专业建设[J]. 电化教育研究（1）：1-6.

　　黎加厚. 2005. 美国第三个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及其启示[J]. 远程教育杂志（01）：22-26.

　　刘延东. 2012-9-5. 把握机遇 加快推进 开创教育信息化工作新局面：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线]. http：//

　　马桂香，邓. 2020. 我国职业教育教学信息化研究40年综述[J]. 职教论坛（7）：71-80.

　　任友群. 2018. 40年教育信息化发展“变与势”[N]. 中国教师报，12-26（9）.

　　尚俊杰，曹培杰. 2017. “互联网+”与高等教育变革：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初探[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1）：173-182.

　　王洁. 1998. 一种新的学习环境：克林顿的教育技术计划述评[J]. 中国电大教育（8）：49-51.

　　王运武，黄荣怀，等. 2019. 改革开放40年：教育信息化从1.0到2.0的嬗变与超越[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1）：1-7.

　　魏先龙，王运武. 2020. “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观念转变与实施路径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12）：224-227.

　　谢新观. 1993. 学习同志的教育思想 促进广播电视教育的新发展[J]. 中国电大教育（5）：3-5.

　　邢西深，许林. 2019. 2.0时代的学前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径探究[J]. 中国电化教育（5）：49-55.

　　邢西深. 2020. 迈向智能教育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新思路[J]. 电化教育研究（7）：108-113.

　　修永富. 2020. 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演进历程[J]. 天津电大学报（1）：61-66.

　　杨改学，古丽娜·玉素甫. 2013. 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思路[J]. 电化教育研究（9）：30-34.

　　张立国，王国华. 2019. 中国教育信息化的科学内涵、阶段特征及演进逻辑[J]. 当代教师教育（1）：26-33.

　　中央，国务院. 1999.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J]. 人民教育（7）：4-7.

　　中央，国务院. 20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J]. 中国民族教育（Z1）：7-21.

　　钟志贤，曾睿，张晓梅. 2017. 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1989—2016年）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9）：14-23.

　　祝智庭. 1999b. 关于教育信息化的技术哲学观透视[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11-20.

　　姜蓉，硕士研究生；毛文秀，硕士研究生；文燕银，硕士研究生；张高飞，硕士研究生。江苏师范大学智慧教育学院（221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国家一般课题“信息化全面推动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路径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BCA16005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