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

二里头文化：华夏正统的缔造者本站　　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省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崛起并兴盛于传统中原的腹心地带；二是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化；三是二里头遗址本身也是郑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区仅有的超大型、内涵丰富灿烂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省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崛起并兴盛于传统中原的腹心地带；二是在时间上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化；三是二里头遗址本身也是郑州商城之前中原核心地区仅有的超大型、内涵丰富灿烂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因此，无论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都不影响其在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早期华夏文明形成与演进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角色的地位，所以二里头文化也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探源的焦点之一。

　　目前已发现二里头文化各类遗址超过500余处，集中分布于豫中和豫西的环嵩山周边地带，其鼎盛时期北至晋中，西至陕东和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至鄂北，东至豫东，其影响范围则更大。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遗址经过系列高精度碳十四测年和校正，时代大致上被确定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除了时空中的关键位点外，仅从考古学文化面貌角度看，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也的确有诸多非同一般的表现，与之前和同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包括龙山时期各地的文明高地代表性文化和遗址具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首先，二里头文化是由若干不同文化的要素融合而成的一个新文化。很多前辈学者都从类型学和文化因素角度分析过二里头文化的渊源。随着考古学发现与认识的深入，多数学者同意就作为当时日常主用和考古学文化最精确标记的陶器组合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当地河南龙山文化嵩山以南的煤山类型和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融合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豫东的造律台及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等因素，经短暂的新砦期快速发展而成。当然在此前后，山东、安徽乃至西北方向等的陶器文化因素也大量涌入了这一地区。其实，二里头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确地表现出这种对周邻四面八方文化因素的广泛吸收与整合创新的特点，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学文化往往为一地早期文化的自然嬗变或者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转折性变化。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选择性地甚至是主动地聚合了周邻包括远方的多个考古学文化的精彩因素，如二里头遗址所见铸铜、玉器与绿松石加工和应用，以及白陶、硬陶、海贝等新鲜因素，其中大都是广泛借鉴并经过改造提升和赋予新的内涵后再加以使用。在其社会整体性的经济基础和考古学文化的物质形态中，传统中国的五谷六畜，除了马，此时已初步齐备，复合型的农业经济俨然成型，同时已有了高度发达并专业化的制石、铸铜、造玉和制骨等手工业及专门作坊，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容器并作为垄断性礼器的高超技术。显然，相对于之前多地零星发现的并未在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类小件铜制品，只有二里头文化才可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青铜时代的滥觞。

　　其次，二里头文化在当时的诸多地域性文化相互作用中表现出了突出的脱颖而出的超越性特点。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并加以整合提升，不仅超乎原有诸文化或文化类型之上，又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其文化影响。就纵向时间轴来说，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是其所在地区经过仰韶时期区域一体化的高峰、分化、相对沉寂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范围的统一与重新崛起，并像仰韶文化高峰阶段一样，也对周邻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果以二里头式牙璋、鸡彝等特色标志性器物和文化因素的分布来衡量，其辐射区范围之大完全不亚于仰韶文化顶峰阶段的庙底沟类型。不同之处是，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让周邻诸同时期考古学文化显示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如东方的岳石文化、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东南的马桥文化等，包括长江中游地区。这些周邻文化不但缺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高级产品，而且原来已有的发达的制陶业等手工业也显示出粗鄙化趋势。这显然是这些文化的社会上层在和意识形态方面受到抑制性影响之后，对意识形态物品的有意放弃所致。

　　以上两点让二里头文化不同于此前和同时期周邻乃至当时东亚地区早期文化相互作用圈中的其他任何一支考古学文化，也不同于各地散乱的诸文明制高点，如红山、海岱、良渚、石家河乃至石峁和陶寺等文化。二里头文化的脱颖而出具有鲜明的超越性，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华夏传统或者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标志，许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国》中曾经形象地将此现象概括为文明格局从满天星斗发展到月明星稀。

　　从苏秉琦先生对早期中国诸区系中“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三阶段演进进程来讲，尽管有早有晚，表现上也各有特点，但各地区基本上都经过了区域性文化传统从萌芽落地到发展壮大，次第走到了古国这一阶段。戴向明先生认为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寺和石峁甚至已经走到了王国阶段。而二里头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更进一步走到了王朝——万邦来朝的阶段，其他考古学文化或者被二里头文化所整合，或者要面向二里头文化来朝拜正统，同时也要受制于这个正统所代表的一个更大的文化大传统的钳制。而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在早期中国的相互作用圈中，还上演了接续这个正统乃至争夺这个正统的历史趋势。比如，商与周都是与二里头文化不同的文化和族群，却共同接续完成了这同一个文化正统，不仅加盟了这个文化大统，而且如同接力棒一样将其发扬光大。而在考古所见的整个早期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里边，可以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缔造了这个超越各地区早先的族群文化传统的大传统，并让其他区域性文化传统主动或者被动地降格为小传统。

　　各地的地域性文化传统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可以从考古遗存尤其是技术工艺及其产品中大致窥见，农业和定居的村落产生之后，区域性的文化传统日益发育，内涵不断丰富，互动不断增强，一个一个的考古学文化得以被不断命名，每一个考古学文化实际上都可以视为一个文化乃至族群上的共同体或者一个文化传统的截面。这传统可以细分为血统、器统、艺统，还有心统（包括后世常被提及的道统、学统、正统）等，它们各有传承，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特定地理单元内基于早期农业的萌兴、缘于血缘关系自然地发生和发展，并与周邻诸文化在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其中，仰韶文化曾经因为各种机缘，在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中占得先机，率先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以人口外播拓殖占据广大分布范围，为华夏传统的形成奠定了人口和语言基础。

　　在以农业部落为载体的区域一体化高峰阶段，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普遍发展出以内部分化和大型中心型聚落为特点的簇团式防御和复杂社会，他们大建中心聚落甚至是环壕聚落、带有城墙的聚落，是因为这样的聚落具有相对于普通聚落成倍增长的防御能力，从而在族群冲突或者外来劫掠者面前可以更好地保护族群的安全。二里头文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地域协同式防御模式，以巩义稍柴、郑州大师姑和东赵、新郑望京楼、孟州禹寺、平顶山蒲城店等多个具有高度防御能力的次级中心聚落对二里头大邑形成拱卫之势，而二里头自身则仅在行政中枢部位建设宫城进行有限的防御。二里头和这些次级中心聚落的所在，构成文化的中心区，而超出这个文化中心区的重要地点，比如交通要道或关键的资源地，则运用防御性极强的中心聚落将其置诸管辖之下，如夏县东下冯、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这一全新的空间防御与管理模式基本上被二里岗文化全盘继承并扩展。考古发现表明，郑州大师姑、荥阳西史村、新郑望京楼、垣曲古城、商洛东龙山等遗址纷纷在二里头文化消亡之后都在二里岗阶段进行了改建或重建，继续扮演区域性中心聚落，和郑州商城形成共荣关系。二里头自身也在延续的同时渐渐被近旁的另一个二里岗文化的大邑偃师商城所、取代。显然，这些现象可以视为是国家形态或者国统的形成及其交替的考古表现。

　　一个超越诸区域性文化传统并被不同族群共同认同并争夺的文化正统的形成，显然需要一次大的突破和超越，尤其是对血缘组织关系的突破和超越，并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广泛认可。这一点根据古今中外诸多案例来分析，只有国家这一组织形态可以做到。二里头文化这种能够整合诸传统包括以考古学文化为表征的超乎各区域传统之上又包含它们的更大的文化传统，应以政统或者国祚视之或勉强近之。当然，区域传统演进过程中自然也伴随有社会分化、统治与被统治的阶层之分，以及相应意识形态的诠释系统，但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则大不相同，后者需要不同族群、阶级和各类文化因素的系统套嵌和整合。因此，尽管早期中国相互作用圈里的若干地区都曾经发展到复杂的初级文明社会，但终未迈过国家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的产生与存在模式则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突破。二里头文化在包括不同族群的上述诸要素的传承、交流、吸纳、整合、改造和辐射中，缔造了一个超越区域内部不平等乃至区域间相互攻击、掠夺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并可能达成了某种新的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共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超越诸族群文化传统之正统和大统，又被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所接续。显然，这被接续的正是以国家政统为核心的一种华夏文化正统，此后，它又继续被周人和秦人接续并发扬，一步一步由最初的王朝向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华帝国演进。能概括这样一种政统及其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也只能是国家。因此，二里头之前的诸文化共同体，实难被视为真正的国家。现在学界所常用的古国之谓，基本上相当于人类学从世界各地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中概括提炼的酋邦，它们尽管产生了社会分层和权力的集中，却并未突破血缘组织和区域传统的羁绊，只能视为一种同质性的复杂社会。

　　支撑这一国统的正统文化观念，比如世界观、意识形态系统、祭祀系统、礼制系统等，同样在二里头文化中得到快速发展并得以传承下来。考古发现集中体现在继承创新的高等级器物的生产工艺和组织形态方面，其中尤以青铜礼器及其代表的礼仪文化最为重要。二里头遗址迄今已发现的青铜器超过200件，有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几乎包括当时东亚各文化中的各类青铜器类，而青铜容器则为二里头文化综合各地青铜冶炼、制陶工艺及造型技术和观念等所进行的独创，已经发现的器类有爵、斝、盉、鼎等，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二里头铸铜作坊发现的容器陶范，有的刻画着精美的花纹，所铸圆形铜器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作坊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紧挨宫城南部并以围垣环绕，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最末期，不仅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且可以肯定是由宫廷管理并进行生产的。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和其他玉石制品也极具特点，和东部海岱、红山、良渚等文化中大量的饰玉、巫玉以及西部齐家、石峁、清凉寺等文化的财玉、宝玉等在制作与使用方式上也表现出根本性区别，比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等，尽管较多地借鉴了海岱等地的玉器形制，但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已经无关，而多直接用于在各种场合中表现贵族的权威。发掘者许宏先生推测它们或许已经是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二里头阶段才超越了原来丧葬与巫术背景中的玉文化而形成了真正的礼玉文化。再往后，又进一步借鉴并整合各地尤其是东部巫玉丰富的文化内涵，发展为更加完善的中国传统礼玉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早期玉器的形制和含义已经被加以整理和改造了。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极有可能也是源自东南地区的早期同类遗物。这些复杂的器用与其背后所蕴含的新的意识形态观念，显然已经形成了与国家正统相对应的新的知识、含义和礼仪系统。

　　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较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一次跨越式的整合与突破，其文化因素、聚落结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均体现出超族群、跨地域的文化形态。究其原因，一是中原内部族群与文化互动的特点，二是自仰韶晚期以来中原周围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高峰的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源自西北地区的人群与新鲜文化因素的强烈刺激。到龙山时代晚期，由于文化自身演进和环境的变化，各地考古学文化间互动交流乃至碰撞的力度空前加强。中原地区因为仰韶时期之后相对的低潮和空心化，以及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可能还要加上黄河在新气候环境背景下冲积加速所塑造的新的宜居空间，使之成为各方力量的逐鹿之地，各个方向的人群和新文化因素急剧向这里聚集。同时，由于羊、小麦、冶铜等新文化因素的引进，加上持续的高强度开发与环境变迁，北方地区在距今4300年左右，人口大规模增加，文化开始蜕变，相互之间的竞逐空前加剧，今天的长城沿线地带在这一阶段兴起了非常密集的石城聚落群，以及像石峁那样的巨型中心军事聚落，可能也因为相当广阔地域内的野蛮征服掠夺者，迫使晋南盆地地区人口大规模集中并快速走向复杂社会。在此背景下，陶寺曾经试图整合各方力量和文化要素，并可能已经初步跨越国家的门槛，但是旋即在巨大的时空张力下被颠覆而崩溃。作为仰韶兴盛期共同的子民，石峁、陶寺等文化的动静不可能对嵩山周边中原腹心地带的族群没有影响。它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自己的区域性整合，并主动向各方出击，尤其是着力于西北方向，直接将晋南作为资源要地和缓冲地带置诸管辖，以寻求在先进文化资源和日益复杂的互动格局中占据比较优势的地位。

　　这一波巨变，被赵辉先生在《“古国时代”》文章中概括为社会复杂化或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第三波，但除了时空上的异同之外，其模式和意义也和前两波完全不同。第一波是自发性的，是农业文化传统次第进入区域一体化的，仰韶文化拔得头筹，而东方大汶口—龙山、东北红山、东南的崧泽—良渚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等各有精彩华章，甚至后来居上，快速步入高级酋邦社会，其中大汶口、屈家岭等环境优裕，物品丰盈型社会的精美文化因素甚至大举挺进中原，估计也会有不少移民趁机填补此地仰韶后期的相对空白。但随着第二波源自北方的激荡，长城以北自庙底沟二期以来各种快速变异和新颖的文化因素一波又一波不断南下，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横扫长江中下游甚至更南的东亚大地，让龙山时代的文化格局为之骤变，区域传统间的竞逐进入白热化阶段，连同良渚和石家河那样的巨型中心聚落也轰然坍塌。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主角的第三波才真正整合四面八方的文明成就，熔铸出以国家为载体的华夏文明的正统和文化自觉。

　　笔者曾经论说，仰韶文化兴盛是得益于中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和大暖期的历史机遇，融合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以来南北两大文化基底的先进因素包括小米（黍粟）、稻两种农业系统的成就，以人口爆发占据了布局阶段的先机，而同样是中原地区的区位优势，又加上仰韶—龙山变化之际的又一次环境巨变与文化格局大势，以及黄河上中下游独特的地理环境动因，再次在中原地区形成聚合型优势，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催生出二里头文化这样的集大成者。古人常说逐鹿中原，中原地区的地理优势确实便于各族群和文化的你来我往，但是如果说仰韶文化还只是一种因为人口增长引发对外拓展的不自觉的奠基与辐射效应，那么二里头文化才是真正的整合式聚变，显示出吐纳有序的辐辏效应，使得中原地区在东亚大地脱颖而出，最终树立起华夏文明的文化正统地位。所以，环嵩山的中原被称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不仅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这里既是东亚南北地理与气候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国地势西北高地和东部低地的交接之处，还是黄河中下游黄土流失和堆积的转换节点，溯河而上和沿河而下的文化交流聚集效应十分明显。不同时期的不同族群、文化、技术、产品等在这里层积世累，并因在原始耕作条件下易于开垦的土地具有极强的黏着力，很早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罕见的族群和文化熔炉之一，由此成为早期华夏文明核心的不二选择。

　　人类在东亚大地上的活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的文化意义上传承不断的族群集团和国家文明的形成，则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产生以来各区域性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包括了旧石器时代奠基的南北两大板块的碰撞融合，东亚基于早期农业社会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及其相互作用圈的充分发育和搅拌发酵，甚至包括西亚、中亚文明因素的不断涌入和刺激。华夏文明核心从仰韶的雏形到二里头的定调，实则是一个不同族群、技术、物品、观念不断交融、砥砺的长期过程。作为各种文明要素集大成者的二里头文化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断融合、反复融合、合之又合的结果。但是，二里头文化以其独特的模式合出了新意，合出了自信，并合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和境界，最终合成了一个脱颖而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和大统，得以凌驾于各区域性文化传统之上并被整体性地传承和光大，整个东亚相互作用圈由此完成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