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宇文 言彦：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壤 努力浇灌中国式现代化之花

唐宇文 言彦：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壤 努力浇灌中国式现代化之花本站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以来，在中国党领导中国推进现代化的事业中，我们深刻认识到，由于中国独特的具体实际和文化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竭的精神富矿，具有丰富充沛的当代价值，是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当我们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视角，看待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段历史，中华传统文化从清王朝末期的衰颓腐朽，到新时代新征程的生机勃发，一路走来，艰辛处曲折坎坷，精彩处荡气回肠，遗憾处扼腕叹息，夹杂着文明的迷失和涅槃，民族的屈辱和抗争，和大叙事下人世间无数的悲欢和离合，是一部另类视角的中华文化史，本文将其概括为守望、破魅、重生三个阶段。

　　近现代200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三峡关口，中华文化长河浩浩汤汤，在此陡然转向，与现代文明相守相望，共赴星辰大海。

　　习总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世界上被同化、被兼并的文化太多，中华传统文化历经5千年而未中断，始终对世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气度和胸怀，从不封闭和僵化，善于识变求变应变，不会恐惧和敌视新的文化要素，而是充分尊重、包容和接纳外来文化，将其有益成分转变为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在哲学层面，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同”，就是绝对同一性、无差别性，排斥异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和”，则意味着包容和开放，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以及不同文化成分、因素和谐共处。“和而不同”提倡“兼收并蓄”，承认每一种文明成果的独特性，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和而不同”主张“求同存异”，强调通过不同文化、思想的交流碰撞为各自的成长带来新的生命力。在“和而不同”的文化基调下，中华文化抵御住了现代文明的冲击，并能快速地加以改进和运用。

　　在实践层面，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著春秋”，上承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和自周以来的文化脉络，下赋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以新意义和新内涵，拉开了中国文化诸子并作、百家争鸣的序幕。魏晋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华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相摩相荡，历时约200年，中华文化吸收佛教文化为己用，并促进理学的兴起和繁荣。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行并长，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中华传统文化必将包容、吸纳西方现代化文化，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提供新的选择。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清王朝的封闭大门，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现代化伴随武力、贸易、传教等方式突入中华大地，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剧烈冲突、强烈互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文化的竞争中，面对抵御外辱、保国保种等严峻的历史任务，“洋为中用”的改良模式败下阵来，“照方抓药”的复制模式也宣告失败。其中，戊戌变法被直接扼杀；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辛亥引进了西方的组织形式，但最终还是走向失败。、经济、外交等所有领域万马齐喑，中华民族走到了灭种的边缘，国人在文化上的自卑、自我怀疑情绪开始蔓延，以“孔家店”为标志，甚至出现了将传统文化妖魔化的偏绪。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成为转折点，在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高度契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中国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方见转机、曙光初现。当中国党率领人民取得新主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现代化步入轨道，中华传统文化迎来“重生”。当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行改革开放、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进入“相融”阶段。

　　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相遇相知是历史必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积极互动、相互支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平台，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发展动能，开拓出宽阔路径和美好前景。

　　“现代化”概念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引导欧美国家率先开创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西方垄断了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的全球话语权，以其坚实的经济、文创、军事等能力形成了覆盖世界的强势影响力，构成了“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话语陷阱，中华传统文化被西方彻底边缘化。但是，西方现代化也存在其致命弱点，它遵循生产力发展受资本主宰的基本逻辑，必然导致盘剥人民、污染环境、侵略扩张、人与自然相互割裂的不可持续之路，愈益暴露出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局限。对待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持傲慢和否定态度。首先，西方现代化否定别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宣扬所有国家和社会在现代化道路都是一致的、同一的，质疑所有的非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其次，西方现代化认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二元对立的，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与传统是根本不对称的概念，在现代性目标既定的情况下，任何不是现代性的东西都可标签为传统。”再者，西方国家根据自身经验，认为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单一线性的历史进程。

　　在经历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阶段后，中华文化开始更加辩证地看待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于西方现代化中的偏见和谬误，一批通晓中西方文化的学者进行了辩驳，并积极探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探求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例如，辜鸿铭认为，“欧洲并未在发现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础、意义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倾全力于增加文明利器”，应当以中华文明去救治西方文明。梁启超认为，欧洲的物质文明依赖于科技理性，弱化了人文关怀，“欧洲依靠科学取得了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的物质财富，但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对于后者，习总曾把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比作“并联式”与“串联式”的区别，中国只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齐头并进，才能找回“失去的二百年”。

　　在实践层面，各国纷纷探索基于本国实践的现代化路径和现代化模式探索。其中，影响较大的东亚模式，又称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20世纪90年代由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核心观点是：亚洲独有的儒家思想（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奠定了该地区、经济和文化制度及进程的基础，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称为“八德”，作为治国之纲。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如，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发扬光大儒家民本理念，建立高效、廉洁、为民服务的强势政府，虽被西方非议，但深受人民爱戴；强调家庭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强调以德治国，做仁人君子，避免像西方社会那样用金钱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观点有坚实的实证基础。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创造了“亚洲奇迹”，步入现代化国家和地区之列，其发展成就媲美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随后，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实现了经济腾飞。如此多快速现代化案例集中出现，充分验证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后的巨大潜力。

　　但是也要看到，亚洲价值观虽有成功案例，但毕竟是基于小国实验上的成功，其逻辑推导环节不完善，尚未形成完整理论—政策—实践—论证的完整闭环。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迈入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将延续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治理智慧和价值立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人口规模巨大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面相，如何应对这一中国基本国情，传统文化中有不少以民为本的经典论述。首先，《尚书·五子之歌》即记载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宝贵智识。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中国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在这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首次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同时，“欲速则不达”的古训也教育我们，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行稳致远，要有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笃定心志，克服一切形式的功利、虚华，在前进道路上从容不迫、守正创新，不为一时之名所惑、不为一事之利所急、不为一言之誉所扰。

　　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孕育、塑形和发展，《礼记·礼运·大同篇》以“大同”“小康”勾勒描绘了中国古代社会“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形成“天下大同”的治国安邦理念，《周易》中的“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表达了对强国富民的憧憬，孕育了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的民族心理和价值源流，对共富社会的向往成了延绵不绝的理想追求。中国党继承共富理想，历经百年奋斗，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使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民族夙愿具备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从“摆脱贫困”，到“全面小康”，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保体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中华文化既追求丰衣足食，又追求人格尊严，体现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中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范式。《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智慧涵养了中国人民理性、温和的性情，以及稳健、和谐的民族特征，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不是片面经济发展的单一现代化，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取得了明显成效。习总提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中国式现代化将秉持中国传统“中和”的方，在丰富人民物质财富的同时，注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中华文化向来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引导下，中国古人践行着“敬畏生命”“仁爱自然”“取之有时”和“用之有节”等生态观念，强调对自然的保护和持久性运用。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一理念构成了习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基础。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千年大计”，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2023年全国，习总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确保自然为中国式现代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资源，是绿色、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华文化追求“和合”的外交思想和文化理念，古籍中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协和万邦”皆是“和合”外交思想的体现。“和”，即和谐、和平、和美；“合”，即合作、融合、结合。习总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合”的共赢理念，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以“和平友好”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中国式现代化不认同“国强则必霸论”和“零和博弈”的理念，反对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运用于“地球村”的共建，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建超越“文明固化”。以“和合”理念重构多样性的世界文明，加快促进全球多元现代格局的形成，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都将为之受益。

　　历史表明，现代化的道路不专属于西方，而是属于人类发展的某个历史阶段。现代化既有普遍性，也有多样性，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主动积极地汲取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的有益成果，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充分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转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地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