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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租房记|南京:宿舍延续般的合租

  合租的房子位于三牌楼与和会街交界处,鲁迅当年就读的矿路学堂遗址就在附近。相对于热闹的夫子庙一带,三牌楼属于新兴区域,晚清时才热闹起来。2001年的三牌楼非常热闹,三牌楼大街每到晚上都摆出夜市,整个道路密不透风,摊贩可能有上千家。如今,三牌楼已经算中心了,夜市也已经被管理部门和网购携手清除,但那一片的宵夜还是极为繁华,“买龙虾两斤以上啤酒随意喝”之类的广告比比皆是。

  因为过于繁华,而且租住的房子临街,2001年11月的一天家里被偷了。一个同学来找我玩,见门开着就进来了,发现被偷了也无可奈何,就坐在客厅里等我。见到我,他劈头盖脸一句:回来啦,你们家被偷了……好在我连电脑都没有,除了书就是一些衣服,连被偷都不怕的。

  当时的房租是950元一个月,在2001年不可谓不高。如果去十三个城门之外租房,尤其是那时开始崛起的河西一带,五百左右可以租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毛坯房,不仅新,运气好还可以长租。

  2001年,我去仙林大学城,在公交车上看着路边一个联排别墅小区外横幅上写着:980元每平米。当时心想,这么远的地方也卖这么贵,谁来住呢?而这个小区的房价不断突破界限和我们的理解力,从三五千涨到八千一万,再到一两万,目前均价在三万左右。17年间涨了30倍,无从想象。

  不过房租没有严格追随房价,一个朋友2006年左右在仙林大学城对面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租金不过几百元。似乎房价总是放眼未来,未来能涨多少买卖时就敢报价多少,代表了所谓时代感或者可能性的那一面;而房租则放眼过去,相对停滞,代表了相对平稳的市井生活的那一面。

  2001年十一月,三牌楼房子到期,我找到赵志明和春光两位同学,让他们收留我一阵。他们在更为核心地带的山西路的山西南村小区租了一套顶楼的两室一厅——其实是是一室一厅,朝北的小房间是私自搭建的。这个小区位置极佳,位于鼓楼区政府对面、苏宁索菲特银河大酒店和江苏路教堂的隔壁。往东二百米是颐和路建筑群,往北一公里是南师大南大,这个小区是南京第一个成规模的小区。记得小区规整干净,绿化不错,老人小孩很多,也就是烟火气很浓。我把不多的物件打包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自己也坐上去。三轮车穿街过巷,从三牌楼来到了山西南村小区。

  春光以为我来这里过渡一下,住几天就走,但我实在没钱,在这里一住就是半年多。赵志明住在朝北的小房子里,夏热冬冷,在屋子里总能听到后面小学的打闹声和铃声。我和春光住在朝南的大房间里,他睡一个小小的行军床,我靠着阳台的门打地铺,白天收起来。

  行军床和地铺之间还有两个破烂的沙发,常有同学过来坐在这里看球、看碟(房东留下了电视机和影碟机)或者打游戏(后来春光买了电脑)。这里成了大学宿舍的延续,本来已经有我们三个人,随便再来两三人就可以称之为聚会,仿佛还身处宿舍,没有毕业。

  三个人住在一起有其乐融融的一面,例如2001年平安夜那天,我和赵志明出去吃饭而春光一个留在家里,我们回来时发现他在烛光中喝着红酒,电视上放着蜡笔小新,他醉意朦胧地看着。我们为这件事笑了多年。“毕业之后结婚之前”的这些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是脱离集体生活而家庭生活尚未到来的一些年,困窘的同时还要租房,和这些年相伴相随,喝红酒看蜡笔小新,也是一种安全的任性了。

  三个人住在一起不方便的事也很多,尤其是我,强行把自己塞进来,挤占了春光一个人独享朝南大房间的时光。春光以绝对的好脾气接受了这个事实,直到他和一位租住在楼下的妹子有了感觉。

  2002年九月份,我借了一笔钱,在紧靠山西南村的大方巷上租了一个一室一厅,一个人独享一个小套。离之前的房子不过几百米,这样一来,我们几个还是住在一起,两个房子共同构成了一个聚点,除了大学同学,还有很多一起写东西的朋友。

  每个周末我都去山西南村看球,我们一起目睹了阿森纳49场不败,目睹了姚明登录NBA的第一个赛季尤其是前几场球的窘状。我这里因为相对宽敞,床也足够大,一度成了聚餐、打牌和留宿的好地方。有一次吃饭时,一个在我这里留宿的同学说,李黎打呼声音太大了,桌上四五个人一齐放下筷子说,是的是的……

  很快,随着春光和楼下妹子发展良好,赵志明也觉得再住下去有碍姻缘, 2003年,他在清凉门大街一个新小区租下一位师兄家的新空房,慢慢添置家用物件乃至大件家电,在不长不短的几年里也有种安家立业的感受。

  如今,春光和那位女生在几个巨大的楼盘间开着一家以租房人群为主要客源的中式快餐店,工作日的中午极为生意火爆。这确实是拜租房所赐。

  2002年时,租房还是靠电话中介。我买房买车都是看到行就定下来,不对比,明确所能承担的总价后看到哪个就是哪个。一见大方巷这个房子,立刻就确定了。房租是一个月九百,还要支付给中介一个半月的房租钱作为服务费。我第一次租了一年,一年后就撇开中介和房东单独谈了。

  房东是相对艰苦的本地人,这个房子是他单位的房子,房改后低价买下的。单位不怎么样,以前叫做废品收购站,后改名物资回收公司,再改名再生资源公司……至于房子,进门即小小的厨房,紧挨着厨房的是小小的卫生间,没有马桶只有蹲坑——很多朋友对此表示欣赏,卫生间隔壁是一个短短的过道,进去是客厅,左边是一个挺大的带阳台的卧室。

  整个屋子一目了然,一个人住足够,但我无法想象房东已经高三的女儿睡在哪里。房东说,孩子就要读大学了,一家人搬到丈母娘家挤在一起,这里租出去挣些钱。他还说,我看你也是规规矩矩的大学生,不会乱要价的,只是希望我能提前付下一阶段的房租,最好一次性付一年的,别让房子空着就行。

  我当时不能体会一个中年人对几百块钱的精打细算,这套房子我住了整整四年。期间麻烦房东的地方不多,电路出问题或者大件电器有问题时会找他,他都会修好,并且再次讲述一下他的人生处境和未来规划——四年下来,他的女儿也应该大学毕业了,如果去外地则很可能面临类似的租房问题。

  这四年期间南京的房价一直在涨,模式是回调或者停滞一小阵子,幅度有限,平稳一阵子再疯涨一阵子,幅度巨大。越不买房就越买不起的现象基本成了共识。父母来过大方巷两次,我提出把这里买下来,他们严厉拒绝。在一辈子住在乡下的父母眼里,这里简直太小了,父亲说这里不像一个人家,更不能用来结婚,对不住人家。

  2006年我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严格说是父母给我买了,我自己只需要付极少的。这个房子有着各种缺陷,但是好处有两点,一是从出门到办公室坐下来,只需要四分钟,这让我往往有一种傲视北上广同龄人的情绪。第二还是位置,紧靠地铁一号线和湖南路,穿过马路就到了玄武湖以及鸡鸣寺,绝对的核心地带。

  回顾租房和买房的经历,我有一个确切的态度,就是务必距离单位很近同时兼顾市中心,哪怕房子老旧破烂拥挤和狭小。我无法想象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路上,那种持续的疲惫带来的只能是麻木乃至厌倦,人生不可能因为每天上下班几小时而变得壮观或丰硕,绝对不会。事实上很多本地人都把住房升级到周边地带去了,老城区的房源很多,而且往往热闹非凡,无数的日常物件带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足以抵消网络世界和新闻热点带给人的失落感和幻觉。

  最近几年,我和租房渐行渐远,但年轻的同事朋友还在为租房忙着。《落脚城市》一书有句话:“人类最后的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显然绝大多数人的未来都在城市里。看看南京,因为地缘的缘故,吸引着安徽、苏北和部分苏南的年轻人,它的扩张还远没有结束,租房故事还在每天继续。一个写作的朋友,酷爱搬家,以此体会南京的细微之处,对此我有些羡慕,这是我没有做到的事。

  另一个朋友则与此相反,租房之后数年不动,似乎打算这么一直住下去。因为存在这个念想,结婚生子之类的事确实是被拖延着——结婚或许可以不用自己的房子,但孩子上学必须要自己的房子,而且学区还要过得去,否则显得太对不住小孩。

  近年南京市出台了《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公租房货币化保障的实施意见》,主要内容是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具体为博士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硕士每人每月补贴800元、学士和技师每人每月补贴600元。如果有了这些补贴,若按就近原则,哪怕市中心租房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补助可以抵消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租金。

  这些补助,相当于抵消了最近十来年房租的涨幅,而房租上涨和房价上涨有关,政府拿出部分房产土地的收入,总算相对精准地用在年轻人身上了。

  单位几位毕业不久的同事都顺利拿到了房产补助——程序虽然有点复杂,但相对于报考考研生之类的就不值一提了。有了这笔钱之后,他们目前对租房一事基本不提,不提意味着没有什么可说的,一切正常。尤其是女生,将来是同男方一道买房,还是家里资助买房,或者用到时候已经尚可的收入支撑租房,都显得较为从容。

  相对于这些学历颇高的人,很多人享受不到的这样的待遇,楼下一家江西瓦罐汤店,租了一楼的一套房子做生意,两个房间都用于摆放饭桌,一家三口挤在逼仄的一角。更为辛苦的是大方巷的一家小饭店,因为只有一间门面,夫妻二人从2001年(或许更早)起至今,一直住在房间最里面墙上的衣柜里。(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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