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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权”需要理性与证据

  已故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是美国最高法院9名官中3位女性官之一,她不仅是“一位不知疲倦、坚决捍卫正义的斗士”,更重要的是,她一生都在为男女平权和平等呐喊、奋斗,成果卓著。

  今天,男女平等是不言自明的基本权利,但是,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像男性那样自由选择专业和职业、女性拥有选举权等,在几十年前还只是一种理想。经过人们几十年的抗争和不懈努力,社会主流观念才发生了改变,女性在诸多领域才拥有了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和成就。

  男女固然有生理上的诸多差异,因此金斯伯格追求的男女平等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而是在、法律、人格以及社会参与角色等方面的平等。金斯伯格十分清楚,要实现男女平等,首先需要用事实和证据说服人们,然后才能形成法律,从而保障男女平等。

  20世纪40年代,金斯伯格与丈夫马丁·戴维·金斯伯格共同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时,法学院只有9名女生。毕业后,金斯伯格投入社会和法律工作,慢慢锻炼和成长,她逐渐懂得,要说服人们认同男女本该平等,是要用生活中大量的事实证明: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而且能做好;反之亦然。

  1973年,金斯伯格接手“弗朗蒂罗诉查理森案”,帮助空军少尉莎朗·弗朗蒂罗打同工同酬的官司。弗朗蒂罗作为一名女性军官,并没有享受到与男性同事在住房和医疗方面一样的福利和补贴。金斯伯格以事实证明,弗朗蒂罗所做的工作与男性军官一样,理应获得同样的补贴。最终,弗朗蒂罗胜诉。不过这一诉讼并没有改变这方面的法律。

  对于男女平等,金斯伯格认为:当男性分担培育下一代的责任时,女性就获得了线年代理“威斯菲德诉威伯格案”,为男性打同工同酬的官司。

  威斯菲德的妻子在产下孩子的当天不幸去世。威斯菲德既要当爹又要当妈,独自抚养孩子,但是他却领不到单亲家庭育儿的各种补贴。因为政府部门认定只有单亲妈妈才能获得育儿补贴,单亲爸爸却不行。金斯伯格意识到,这是从相对角度最具说服力的事实和证据,性别歧视不只针对女性,也针对男性。

  金斯伯格阐明,威斯菲德能像母亲一样胜任育儿工作,因此他理应获得育儿补贴。这是一个进入最高法院的案件,即由官来审理的案件。这个诉讼获得了胜利,也里程碑式地改变了法律。当时的5位官全票通过,允许立法机关修改育儿补助津贴的法律。

  不过,金斯伯格很少引用来自自然科学的证据证明男女可以做同样的工作。其实早在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阿什利·孟塔古就指出,尽管男女有差异,但是在很多方面女性与男性一样,而且有些地方要优于男性。

  今天,科学给予了男女平等更多的证据。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凯瑟琳·杜拉克等人证明,男人和女人的大脑本来是一样的,没有差别。比如,女性天生就有对孩子的温柔和怜爱之心,但是男性也同样有这样的能力,只是他们大脑中专门负责养育孩子的神经通道未被接通而已。这种通道之一是大脑的视前内侧区域(MPOA)表达甘丙肽(Gal)的神经元,构成了Gal+MPOA的神经通道。为此,杜拉克获得了2020年的科学突破奖中的生命科学突破奖,奖金为300万美元,是久负盛名的诺贝尔奖的3倍。

  杜拉克认为,要让男性像女性那样善于抚养孩子,需要开启男性大脑中相应的神经通道,而开启的方式就是后天的学习行为。这恰恰呼应了金斯伯格从法学和社会学角度提出的,男性分担培育下一代的责任时,才能实现男女平等。

  虽然让男女平等在今天成为一种常识,但实现男女平等仍然任重道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当今世界上仅有不到30%的科学家是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门学科(简称STEM)中,女性科学家人数更少。2020年,女性在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及化学期刊中发表论文的比例为20%,但是在数学及理论物理中仍低于10%。

  女性科学家是培养出来的,她们在智力上不比男性差,关键是要进一步开启其大脑中有关智商的神经通道和基因。这需要从小培养,在教学与非教学场所,鼓励女性参加STEM活动,并教导男女生性别平等的观念,避免性别刻板印象和下意识的性别偏见。如此,男女平等才会取得更多进展,才能充分发挥两性同样的智力和才能,才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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