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民的乌托邦民谣圈的“中年危机”

南京市民的乌托邦民谣圈的“中年危机”本站　　6月8日，南京市民李先生的欧拉乐器行开业

　　6月8日，南京市民李先生的欧拉乐器行开业。老狼、周云蓬、张玮玮、万晓利、刘堃、马条、苏阳、臧鸿飞、马頔、宋冬野、邵夷贝等知名民谣音乐人纷纷到场，有网友称原地就是一场音乐节。

　　当晚，朋友圈也被晚上宴席期间的合唱视频刷屏。老狼、马頔、宋冬野等端着酒杯，一群奔四奔五奔六的中年人挨桌敬酒、唱歌，没有荧幕前的一丝拘束，整个聚会弥漫着一股乌托邦的美好。

　　宴席期间，李先生举着酒杯说：活了42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句话从一直以斗士形象示人的他口中说出，听起来难免颓丧，有些英雄迟暮之感。

　　就像每个在同学聚会上真情流露的中年人一样，这些所谓民谣圈大咖们在酒醒之后需要继续面对生活。而这两年，曾经占据市场中心的中国民谣似乎也进入了某种中年危机的阶段。

　　在之前的文章《除了情怀，民谣还剩下什么？》中，我们梳理过中国民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高晓松、老狼等人为代表的校园民谣，以周云蓬、万晓利、张玮玮等人为代表的新民谣和以赵雷、马頔、宋冬野等人为代表的城市民谣。

　　在校园民谣沉寂多年以后，当代民谣伴随着互联网和选秀综艺进入大众视野，也向乐坛输送了《董小姐》《南山南》《奇妙能力歌》《理想三旬》等一批民谣金曲。但在经历了几年的井喷式发展之后，当代民谣也渐渐呈现颓势。

　　在去年一篇报道中，十三月文化老板卢中强提到，旗下的一些音乐人各安天命、各得其所，活得非常舒服，搞音乐应该轻松一点儿，那么累干吗？在中国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够过得丰衣足食，还要怎么样？

　　对于音乐人来说，选择高强度创作、演出，还是适度工作、过好小日子，都无可非议，但如果一个音乐类型中的头部音乐人普遍都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则很可能说明无法激活市场需求。

　　根据由你音乐榜发布的《2019华语数字音乐年度报告》显示，在去年，民谣类歌曲的热度位列中国风、摇滚、EDM、嘻哈之后，民谣大势的日子无疑是远去了。

　　而近年借助短视频渠道走红的为数不多的所谓民谣歌曲，质量也层次不齐，演唱者更是面容模糊。去年年度民谣TOP20里，排名前三的是《桥边姑娘》《毓贞》《别知己》，这大概也不会得到主流民谣听众的认同，但这些首贴着民谣标签的歌又确实在大平台拿到了很好的数据。

　　2013年，湖南卫视《快乐男声》选手左立在比赛中弹唱了宋冬野的《董小姐》，使得这首歌一时间传遍全国，间接拉高了一众民谣歌手的知名度和收入水平。2017年2月，赵雷在《歌手》中演唱了自己的原创作品《成都》，民谣热被推向。

　　但同年6月，《中国有嘻哈》的意外爆红，使得名不见经传的说唱成为了年轻人的追逐对象，迅速将民谣的风头盖过。当时网上有很多人戏谑称：现在听嘻哈的跟之前听民谣的是同一批人。

　　一方面，这说明大量的泛听受众在音乐品味上的随波逐流；另一方面，也陈述出了民谣听众大量流失的事实。而在这之后，随着各类网络综艺渐次而起的电音热、乐队热，又进一步分流了民谣听众。

　　除了大环境的变化，民谣音乐本身的问题也被诟病已久。比如，由于音乐制作门槛的大大降低，大量音乐素养并不高的所谓音乐人涌入了民谣的圈子；而在歌词创作上，也主要停留在姑娘、月亮、流浪、南方、北方等意象，旋律、和声、歌词等方面陷入了自我重复。

　　在很多听众眼里，民谣的关键往往在于歌词内容，而不是音乐性。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他的歌词写得极为深刻隽永，但很多歌的旋律都让很多乐评人觉得一言难尽。比如，他在今年3月发表的新歌《Murder Most Foul》，听上去几乎没什么旋律，有文章评论称，这首歌更像是迪伦伴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背景作了一首意识流的长诗。

　　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个搞民谣的都能像鲍勃迪伦这么任性，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够写出具有传唱度的旋律，但受限于音乐水平，他们往往只能在最基础的套路里进行创作，想出作品难度可想而知。

　　在一个个后浪面前，中国当代民谣就像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逐渐步入了尴尬的中年危机。不过，还是希望民谣圈能够多出爆款，这样大家日子更好过，聚会也能经常搞起来，继续乌托邦。